□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通讯员 张益游 记者 黄志刚

1940年盛夏，刚从日军铁蹄下收复的枣阳县城满目焦土，县政府的牌子挂在几间临时搭起的草棚上。

在草棚里批阅文书的县长，白天安抚流亡群众、减免田赋、整训部队；深夜里，他把物资、经费和情报一批批送到新四军手里。

他叫郭雪萍，四川威远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少将指挥官兼枣阳县长，真实身份是1926年入党的我党秘密党员。

1941年2月28日，郭雪萍被汤恩伯秘密杀害于河南漯河，罪名是“贪污”。而汤恩伯派员调查后曾发电报承认：“郭县长本人确无贪污行为。”

85年后，在湖北省档案馆，郭雪萍的孙女郭李灵查阅到佐证爷爷潜伏身份的珍贵史料。

三份史料，秘密身份大白天下

在湖北省档案馆，《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中，记载着1940年7月李先念、任质斌、王翰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电报的原文。

在历数挺进纵队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七条中，有一行被研究者反复引用的话：“随县县长邓复，枣阳县县长郭雪萍与我常有来往，关系较好。”

“这句话看似平淡，分量却极重。”湖北省档案馆编研开发处副处长谭洪杰介绍，1940年正是国民党第五战区下令“一月内肃清鄂中新四军”的当口、皖南事变前夜、敌我界线被人为搅得最浑的时候，“一个国民党少将县长，敢在这个时候同李先念部‘常有来往’，而且被郑重写进给中央和军委的电报里，这说明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明士绅，而是我党可以依托的可靠关系。”

同年7月，李先念还在关于鄂中工作新布置的报告里专门写道：“近日还拟派人到随枣县府处。”

随县、枣阳两座县府，成了孤悬敌后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同国统区之间难得的通道。

1995年出版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也记载：鄂豫边区除与戴焕章部建立良好统战关系外，“还跟国民党随县县长邓复、枣阳县县长郭雪萍等进行过较好的抗日合作”。

草棚办公，心系百姓请命减赋

郭雪萍与湖北的缘分，是从战火里开始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汤恩伯部转战漳河、台儿庄、武汉、随枣、枣宜等地，一次与日军肉搏，门牙被刺掉2颗。

1939年春，他在国共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政治部第二科上校科长，同叶剑英、周恩来、李涛、吴奚如等中共教官朝夕共事，协助编写《抗日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离开南岳赴豫鄂边作战前，叶剑英还为他题词留念。

枣阳地处豫鄂交界，素有“鄂北走廊、襄阳门户”之称，是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的咽喉，也是新四军五师活动区的前沿。

1940年1月，郭雪萍正式接任枣阳县长。枣宜会战爆发后，他发动民众破路，率游击第五纵队设伏截击敌人，收复枣阳。

战后全城房舍被毁，他干脆把县府搬进临时搭起的草棚，“安定全县秩序，抚辑流亡”。

“草棚县府”最见其人的，是那通为百姓请命减赋的电报。1940年7月24日，郭雪萍以枣阳灾情奇重、天旱饿馁为由，致电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请求“本年田赋、税捐可否酌予减成征收”。

湖北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份电文原件显示，省政府最终批准按八折征收赋税，并拨付赈款。

“在国民党政权体系里，一个县长主动为辖区百姓请减田赋，本身就冒着仕途风险；何况他请减的赋税，相当部分是要拿去养一支名义上属汤恩伯、实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抗日武装的。”谭洪杰分析，郭雪萍的账算得很聪明，百姓的负担减下去，根据地的空间就留出来了。

郭雪萍的另一本账，记在湖北省档案馆收藏的《枣阳县政府财政政务往来日志》里。

档案显示，郭雪萍动用地方款、军费组建地方后备队、扩编游击纵队，一时引起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的暗中调查，这为日后国民党顽固派以“经济问题”构陷他埋下了伏笔。

在枣阳，郭雪萍开办政工讲习班，以毛泽东《论持久战》、张际春《连队政治工作》为教材，把《新华日报》的消息搬进晚点名讲话；他撤办吸食鸦片、为“铲共团”顽固分子开脱的联保主任，撤换克扣队员津贴的三青团骨干；他营救中共枣南县委书记王万尚等一批共产党人，帮助身份暴露的抗大毕业生王箴秘密离境……凡此种种，都在为豫鄂边区保存革命火种。

蒙冤遇害，三项功绩受人敬重

变故来得比预想的快。

1940年9月，陈诚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撤换民政厅长、组建反共“高干会”，把与中共有联系者诬为“特种汉奸”。

同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发出反共《皓电》。5天后，陈诚以“地方款不能用作军款”为由，下令扣留查办郭雪萍。

此后，枣阳县国民党部指控郭雪萍“倒行逆施，夺取民枪数千余支”；枣阳“铲共团”顽固分子方用之一家连番检举告发郭雪萍。1941年1月3日，陈诚以“重大经济问题”致电蒋介石备案；1月16日，蒋介石指令通缉，汤恩伯派员“赴川、陕一带追捕”。同月底，郭雪萍在成都被逮捕。

汤恩伯在1940年12月18日的电报中说：“根据派赴枣阳调查人员回报称，郭县长本人确无贪污行为，惟将公款移作团队给养系属实事。”

1941年2月28日，“皖南事变”硝烟未散，郭雪萍未经公开审判即被秘密杀害于河南漯河孟庙镇坡陈村。随后，国民党当局假以“贪污”罪名登报，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遮掩。

在枣阳的最后日子里，其实郭雪萍已经料定结局。他曾对挚友吴鲁仲说：“我们处境复杂，哪里能够完全由自己决定。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宁肯做王铭章（死守滕县殉国的川军名将）。”

“郭雪萍冤就冤在，他没能死在抗敌杀敌的战场上，却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枪口下。”谭洪杰说，郭雪萍在湖北的时间不过一年，却做了三件极难的事——保境安民，让枣阳百姓在战乱里喘了口气；培干建武，为豫鄂边区输送了军政骨干；接应五师，让孤悬敌后的新四军有了一条宝贵的补给线，“这些都是湖北人敬重他的理由。”

尘封档案，印证共产党人初心

历史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郭雪萍的后人接力奔走，足迹遍及四川、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多地，遍查多地党史档案，一步步拼回真相。

2005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向郭雪萍（郭琴舫）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80周年纪念章。

郭李灵说，全家查证祖父事迹至今已逾六十载，而她独立外出调查、走访档案部门也有二十余年。

“祖父牺牲时，我的父亲才十几岁。家人只知道祖父是被‘枪毙’的，背着‘贪污’的污名，几十年抬不起头。”郭李灵回忆，她曾多次造访湖北省档案馆，每次调卷，工作人员都倾力相助。

“湖北是祖父人生的最后一站，也是最早替他‘做证’的地方——李先念的电报就写在那里，白纸黑字，‘关系较好’四个字，我们全家人读了不知多少遍。”郭李灵眼眶湿润地说。

“后人的执着，恰恰说明档案的价值。”谭洪杰表示，“档案不只是故纸，它是历史欠账的凭证，也是后人告慰英灵的通道。一名潜伏者，至死不能亮明身份，组织不能为他正名，百姓也一度被蒙蔽——把这段历史从档案里打捞出来，是我们这代档案人的责任。”

“祖父在湖北的隐秘斗争，伟大而光彩。”郭李灵说，“湖北人记住了他，这比什么都让我们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