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李迎

9月23日这天，崔丽丽原以为自己会再次感到不适。

三年前的同一天，她在杭州出差时遭公司实控人王某性侵。此后，这个痛苦的夜晚不断以各种方式回到她的生活里，她频繁失眠、做噩梦。梦里，她反复寻找自己的鞋，想要逃出那个房间。

但今年9月23日，她照常起床、做饭、健身，晚上打开直播，和网友聊天。一天过去，她没有感到预想中的紧张和不适：这个日子第一次只是日历上普通的一天。

过去三年，王某因强奸罪获刑四年，而崔丽丽被公司以“旷工”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后来，她因性侵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被认定为工伤，双方围绕劳动关系和工伤待遇几次对簿公堂，她也因此从年薪百万的销售总监，成为公共事件中的“职场性侵受害者”和“工伤认定当事人”。

创伤、漫长的维权和后来的网络暴力，让崔丽丽离开了原来的职场，也一度让她退出网络。今年夏天，她开始直播，回答网友们关于工作、选择和职场关系的问题。

1 “普通的生活”

现在，崔丽丽开始尝试过一种普通的生活。

早晨6点，她起床做饭，送女儿上学。上午健身，蹬单车时她架起手机，一边运动一边直播，当天气合适时，她就和丈夫骑自行车出去转一圈。

晚上8点半以后，是另一段固定的直播时间。今年8月，崔丽丽开始以直播连线的形式解答网友的职场问题。直播间的观众大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女性，有人问工作怎么选，有人不知道该怎样和领导相处，也有年轻女孩讲起自己在办公室里遭遇的不公平。崔丽丽听完，会根据自己过去做公司高管的经验给予分析和建议。

在遭遇性侵三年后，她重新开始频繁说起“职场”，而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想象。

2023年9月，时任天津德科智控销售总监的崔丽丽赴杭州出差，在一次商务宴请后遭公司实控人王某性侵。次年4月，王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此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正常工作的崔丽丽又面临公司以“旷工”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她随后向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25年7月，法院驳回公司诉讼请求，维持工伤认定决定。

随着媒体报道，她开始进入公众视线：“职场性侵受害者”“PTSD患者”“工伤认定当事人”，这些标签开始和她的名字一起出现。她实名接受采访，面对镜头，一遍遍讲述性侵发生之后的治疗和维权。她曾说，刑事判决给了自己“活下去的勇气”，工伤认定则让她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活得更有尊严”。

但在聚光灯之外，创伤严重影响着她生活。性侵发生后，崔丽丽首先感受到的是羞耻，失眠和噩梦频繁出现。第一次接受专家会诊时，崔丽丽几乎全程低着头，不敢看人，羞耻也伴随着反复的自责，她一次次追问自己：为什么要参加那场商务宴请？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没有更早察觉危险？

时间在她的生活里呈现出不同的进度，一边是刑事判决、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另一边，她需要与创伤斗争，处理失眠、恐惧、身体疼痛，以及那些不受控制闯入脑海的记忆。崔丽丽说，她一度认为，这件事可能会跟自己一辈子。

2 回不去的职场

但过去的职业生活，并没有彻底从崔丽丽身边消失，而带给她的创伤也比想象得更深、更难以消除。

出事后，她以前的一位领导曾找过她，请她帮忙给来访的外国客户做两天翻译。翻译是崔丽丽刚进入职场时做过的工作，她对此很熟悉，但重新进入工作场景还是让她胸口发闷。那一天，她撑着完成了工作。临走时，在电梯里碰见一个男人，对方看到她，很自然地叫了一声：“崔总。”

崔丽丽看着他，没有认出来。对方以为她忘了，报出自己的名字，她站在那里，脑子仍然一片空白。过去十几年，“崔总”是她在工作中最熟悉的称呼之一。但那一次，她连曾经的客户都认不出来。“我完全不认识我以前的客户了，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她说。

崔丽丽说，直到现在，她还是害怕见过去的同事和客户。她担心别人知道她遭遇性侵以后，带着“性侵受害者”的滤镜看她，她也害怕和曾经的同行再见面时只剩下小心翼翼的安慰。

2024年，一家上海的同行企业找到崔丽丽，希望请她担任营销负责人。对方提出，如果她愿意，可以带着全家搬到上海。这几乎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崔丽丽拒绝了。“我连我自己都救不过来，我怎么去帮别人救市场？”她对丈夫说。

丈夫张毅为这件事失落过。他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他曾经希望妻子抓住机会重新开始。

崔丽丽自己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害怕，还是她已经不想再过从前的生活。

三年后，崔丽丽谈起过去的工作，仍然记得行业里的许多细节。她说，自己的职业经历几乎和中国汽车行业那十几年的变化同时发生，“我都见证了，也参与了，也付出了很多，我很舍不得。”

3 网暴的阴影

2025年9月，第一次庭审后，崔丽丽和家人迎来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开庭后，她穿着事发时衣服出庭的照片被大量传播。不久，一段她此前回击恶意留言的视频也在网上流传，部分网友截取其中“2000万加法办”的表述，质疑她的维权动机。随后，攻击从案件本身延伸到她的外貌、人格和家庭，有人称夫妻二人“做局”，甚至有人制作侮辱性的合成图片。

网暴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崔丽丽重新开始害怕出门，她经常做噩梦，梦里，她躺在臭水沟里，脸上爬满了苍蝇、蚊子。一个晚上，她觉得熬不下去了，一次吞下6片抗焦虑药物。凌晨，丈夫发现不对，走进她的房间，用力摇醒她，看到妻子吞药，张毅感到着急、后怕还有对网暴者的愤怒，他扇了自己两个耳光，“当时他和我说，你要是死了，他们只会高兴，然后迅速把你忘记。”崔丽丽回忆。

张毅让崔丽丽断掉网络，他对妻子说，“你的任务就是治疗、锻炼，其他的我来。”从2025年10月底开始，张毅把大量时间花在取证上，张毅说，他希望让网暴者付出代价。

在意志最消沉时，是心理医生的话点醒了她。心理医生告诉她，“丽丽，如果今天站出来的不是崔丽丽，是王丽丽、李丽丽，你想她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处境？”崔丽丽说，那句话让她意识到，总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一切。

2026年4月，再一次庭审时，崔丽丽在法庭外说，他们准备就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提起刑事自诉。在采访中，崔丽丽告诉极目新闻记者，目前，他们仍等待劳动争议案的结果，等这一案件告一段落后，再集中精力进行针对网暴的维权。

直到最后一次，心理医生再次让她面对那个曾经伤害她的人。崔丽丽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强烈的反应了，“我发现，他再也影响不了我了。”

“三年过去了，我不能一直沉湎在过去的创伤中，那个人都要出狱了，而我还困在原地，这不对。”崔丽丽说。

4 维权后的生活

每晚9点左右，是崔丽丽固定的直播时间。

起初，这并不在她的计划里。今年7月底，她第一次打开直播，过去近三年，她几乎中断了原来的社会交往。她想开启直播，找人说说话，没想到直播间里渐渐有人开始向她提问：刚毕业应该怎么选工作？和领导发生矛盾怎么办？性格内向怎样在公司表达自己？后来有人提出，能不能直接连麦？

8月中旬，崔丽丽开始固定和网友连麦，每晚聊两三个小时，接着，白天健身时她也开着直播，有时一天最多播四五个小时。

连麦的人带来各自的职场困惑。崔丽丽很少替她们做决定，她给网友分析着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她说，她把自己放在“大姐姐”的位置，给对方一些实际的建议，也会提供一点“情绪价值”。

崔丽丽发现，过去17年的职场经验仍然有人需要，有人听过她的建议，隔一段时间又回来连麦告诉她进展，她把这种“回访”看作认可。相比过去，她不再在意“到底能挣多少钱”，她开始在意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价值。

张毅也发现，直播以后，妻子的状态好了很多，她开始出门、接送孩子放学，每天早上起来给家人准备早餐。尽管，现实的压力并没有消失。张毅说，因为持续维权，他和妻子的工作都停了下来，接下来的生活怎么安排，目前还没有确定答案。案件仍在等待裁决，为了让之后的生活重启，他们需要一个结果。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张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