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峰

父母挣工分的那些年，天空是生产队的账本，落雨算休，晴日便是出工的号令。夏天一到，麦子把腰弯成镰刀的形状，大人们天不亮就钻进地里，到日头爬上屋脊时，麦垛已经一座一座地堆在了小队部门前的场地上。

那场面至今还在我眼前晃。男人们光着膀子，肩上的扁担两头各挑一座小山似的麦捆，走得快了，麦芒便纷纷扬扬地落，钻进汗湿的后背，痒得他们咧嘴直笑。女人们跟在后面，用竹耙把散落的麦穗搂成堆。麦垛越堆越高，堆得遮住了生产队部的砖墙，堆得只剩下那面褪了色的红旗还露在外头，旗杆顶上的铁尖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的。

我们这些孩子呢，就在麦垛之间钻来钻去。麦秆里常常藏着宝贝——不知从哪块瓜地里攀过来的小藤蔓，细细的，绿绿的，上面挂着青青黄黄的小瓜，一颗一颗圆滚滚的，与弹珠子大小差不多。大人们管这叫“苦瓜”，说是野藤上结的，不能当菜。可我们尝过之后才发现，这“苦瓜”一点儿也不苦。青的涩口，咬下去舌根子发紧，像跟谁赌气似的；黄的就不同了，酸甜，汁水汪在嘴里，能把牙根子酸得打战。我们都争那黄的，手快的抢着了，就躲到麦垛的阴凉里慢慢享用，一小口一小口地咬，让那股酸劲儿从舌尖蹿到耳根子，再咂摸咂摸嘴，觉得整个夏天都装进了肚子里。

等到天色暗下来，蜻蜓就来了。先是三两只，像谁家的姑娘试探着推门；然后便是一群，黑压压地在稻场上空乱舞，翅膀扇出嗡嗡的声响，是下雨前的信使。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家伙——门后靠着的竹扫帚，比我们还高出一截，柄被大人的手摸得油亮。举起来的时候要憋住气，瞄准蜻蜓最密的那一团，狠狠拍下去。

“啪”的一声，扫帚落地，尘土飞起来。运气好的时候，扫帚缝里夹着五六只蜻蜓，红的绿的蓝的，还在挣扎，翅膀一开一合地反抗。我们就扑上去，小心地捏住它们的尾巴，不让翅膀弄破了。运气不好时，只拍起一蓬土，蜻蜓们呼啦一下散开，过一会儿又聚拢来，像是故意气我们。

捉住的蜻蜓各有各的去处。爱显摆的在娘亲的针线盒里偷一段白线，系在蜻蜓的腰身上，那蜻蜓便成了风筝，怎么飞都挣脱不了那条细细的牵引，只能围着我们一圈一圈地画圆，线尾子在空中划出一道亮晶晶的弧。

村东头的李爷爷最有学问，他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看我们疯，忽然慢悠悠地说：“晓得么？飞机就是照着蜻蜓做的。”我们仰起头看天上的蜻蜓，又垂下头想天上的飞机，觉得那银白色的铁鸟和这薄翅膀的飞虫之间，定然藏着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李爷爷往鞋底磕了磕烟袋锅子，又说：“飞得再高，也要落下来的。你们这些细伢子，长大了也要飞出去的，别忘了回家的路。”

那时候不懂，只当是老人的唠叨。我们继续在麦垛间追逐，苦瓜的酸味儿还粘在嘴唇上，蜻蜓的细线还拴在手指头上。太阳终于沉下去了，场院上的灯亮起来，大人们收了工，蹲在场边喝稀饭，粥面上映着星星点点的月亮。我们累了，就躺在麦垛上数星星，数着数着就睡着了，醒来，身上盖着母亲的褂子，苦瓜藤早被收麦子的人扯净了，蜻蜓也不知飞去了哪里。

如今算来，那些夏天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

我们站在城市的阳台上，看见楼群间偶尔飞过一只蜻蜓，它薄薄的翅膀背着整片夕阳，那么轻盈。忽然想起李爷爷的话——我们这些细伢子果然都飞了出来，坐过飞机，去过远方，尝过比“苦瓜”还苦的滋味。

蜻蜓的翅膀再薄，也能驮起一架飞机的想象；童年的那根线再细，也牵得住一生一世的回望。那条路穿过金色的麦田，绕过苦瓜藤缠绕的麦垛，一直通向稻场上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