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勇

1979年夏天，我考上了县里有名的卢庙高中。录取通知书上显示，报名费8元，还有住宿费、伙食费等，母亲在屋里转了好几圈，最后咬咬牙，目光落在了院里那头正打盹的花猪身上。

那是一头刚满六个月的猪，猪身上有着黑白相间的花纹，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墨画。从它断奶来到我家那天起，就一直由我负责喂养。每天放学后，我不是背着竹篓去田埂上挖野菜，就是去塘堰里捞水草，回家剁碎了，掺上米糠，倒进石槽里。它总是迫不及待地把头扎进去，吃得呼呼响，尾巴还甩来甩去。有时我蹲在旁边看它吃，摸摸它的背，它就抬起头，用那双温顺的眼睛看我一眼，然后又埋头吃起来。

有一次，它生了病，不吃也不喝，蜷在墙角昏睡了一天。母亲请来的兽医刚靠近，它就挣扎着要跑。我上前蹲下，轻轻抚摸它的脑袋，一遍遍叫它“小花”。它渐渐安静下来，把头靠在我的膝盖上，任由兽医打了针。从那以后，它对我的信任更深了。我觉得它比我们家养的那条狗还逗人喜欢。

可是为了我的学费，母亲决定把它卖了，我真的舍不得，跟母亲商量：能不能不卖？

僵持了两天，我们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但是，卖猪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猪要抬到三公里外的食品公司，得请四个壮劳力，两人一班轮着抬，卖了还得请他们下馆子，一顿饭就要十几块钱。而我家这头猪，刚刚够得上收购的标准，按每公斤两元算，顶多能卖130元钱。母亲还盘算着请哪几个人帮忙，既要力气大，又要关系好，免得他们到时候又要喝酒又要抽烟，多花冤枉钱。算来算去，除了海生哥和表哥社林，实在是找不出第三个合适的人了。

看到母亲发愁的样子，我说：“不用请人了，我把猪牵去。”

母亲愣住了：“牵去？猪能让你牵着走那么远的路吗？”

我坚定地点点头：“嗯，它听我的话。”

次日天刚蒙蒙亮，我起来煮了一锅稀饭，掺上细米和野菜，端到石槽边。花猪把头扎进去就再没抬起来。我蹲在旁边看着它，一遍遍摸它的肚子。吃完了，它抬起头舔舔嘴巴，心满意足地望着我。我把一根麻绳套在它脖子上，轻轻拉了拉：“走吧，小花。”

三公里的路，对一头从没出过门的猪来说，实在是太长了。起初它还挺好奇，东张西望，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嗅嗅路边的野草。走了一会，它就喘起来了，嘴里呼哧呼哧，四条腿开始发软。我停下来，让它靠在路边的田埂下歇着，用草帽到水塘里舀了一点水，端到它嘴边。它伸出舌头舔着喝了。喝完之后抬头望我，那双眼睛温顺得像要说话一样。

就这样走走停停，三公里的路，走了四个多小时。正午时分，终于到了黄滩食品公司。门口站着一个瘦瘦的营业员，看样子正准备去吃午饭，看见我们，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他接过绳子，想把花猪赶进铁笼里面去，猪在门口徘徊，就是不进去，营业员抄起一根铁杆朝小花打去。

笼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敲打了一下。花猪回过头来，那双眼睛紧盯着我。我不敢再看，急忙把头扭过去。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没有说话。那条绳子攥在我手里，空空的。走到半路，我蹲下来，在花猪歇过脚的几处田埂坐了很久。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吹得草叶沙沙响。我想起花猪吃食时甩动的尾巴，想起它生病时靠在我膝盖上的样子，想起它早上舔完稀饭后望着我的眼神，不禁黯然神伤。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家的猪圈早已不在，我也搬到了城里生活。那段养猪时光，承载着我求学路上最难忘的记忆，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乡村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