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松

我与丝瓜的情结，源于两次种丝瓜的经历，虽然中间相隔了五十年，但我感觉时间好像并没有走远。

第一次种丝瓜，是我十八岁当知青那年。我们几个年轻人住在村东头的土坯房里。门前是大片农田，屋后是一个缓坡，长满了野草。知青生活艰苦，油水少，肚子里总缺一点东西。为改善伙食，我们从附近农户家要来几粒丝瓜籽，在屋后空地上锄草、松土，埋下种子。也没指望什么，就是想看看，地里能不能长出点什么来。

丝瓜好活。没过几天，土裂开一道细缝，两片嫩黄的芽顶着土壳钻出来，像刚睡醒的孩子，歪歪扭扭地站着。我们蹲在一旁，谁也不说话，心里却都亮了一下。

之后的日子，藤蔓一天一个样，缠着篱笆往上爬，爬上去又垂下来，垂下来再卷上去，没完没了。叶子从嫩绿长到深绿，巴掌那么大，风一吹哗啦啦响，像在拍手。每天收工回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瓜藤旁边，看着那些卷须一点点往前探，一天的疲乏也就散了。

花开的时候最好看。淡黄的花，不大，也不香，但开得认真，一朵接一朵，像在排队，从墙角一直开到屋檐下。推开房门，清风裹着叶子的气息扑面而来，有一种乡村特有的气息。花谢了，瓜就慢慢长大，细细长长地垂着。我们看得久了，就忍不住给它们起名字：高处的叫“望天”，低处的叫“坠地”，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穷开心，但穷开心的日子，反而记得最牢。

到了夏天，丝瓜丰收了。清炒、煮汤、拌鸡蛋，变着法儿做。吃不完的就送给附近的老农和“五保户”。起初他们不肯收，说你们年轻人也不容易。我们硬塞，他们就回赠几根葱、一把辣椒。一来二去，关系就近了。有一次吴大爷还教我们：“丝瓜老了别摘，留着做种，来年还能发。”他说话时眯着眼，像在说一件要紧的事。

回城之后，考大学、做公务员，日子像上了发条，一刻不停地往前赶。种丝瓜的事，就这么搁下了。偶尔在菜市场看到丝瓜，会停下来买两根，回家炒了，味道也不错，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直到退休，日子忽然闲下来，倒有点不适应。平时写写诗、下下棋，日子过得慢，但心里总有一小块地方空着，像屋后那块荒了的空地。去年春天，我去市场买了一包丝瓜籽、一小袋肥料，又找了几根竹竿和铁丝，在阳台一角的泡沫箱里忙活起来。

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是我是“一个人战斗”。老伴笑我：“种这玩意儿，够吃一顿吗？”我说：“够不够再说，先种。”一个星期后，盆里冒出几棵小苗，嫩嫩的，怯怯的。我每天早晚浇水，把淘米洗菜的水留着，隔几天浇一次。有时还把鸡蛋壳碾碎了，细细地撒在土里，给瓜苗补“钙”。老伴说我伺候丝瓜跟伺候孙子似的。我想了想，还真是。

花开那天，我搬了个小凳坐在旁边，看了很久。淡黄的花在阳台的晨光里安静地绽放，风一吹，藤上的叶子哗啦啦响。我忽然想起知青点上的第一朵花，也是这样不羞不怯地开，仿佛它们从知青屋后那块空地出发，一路绕到我的阳台上来了。五十年，花是一样的花，看花的人却不一样了。

阳台上的丝瓜结了几茬，不大，弯弯的，卖相不如市场上笔直水灵。但摘下来清炒了，一家人吃得很香，有一种久违的清甜。剩下的，我学当年知青的样子，送给邻居。年轻人接了，有点意外：“你还会种丝瓜？”我点头一笑：“年轻时学的。”

想来有点意思。当年种丝瓜，是饿，是想让日子过得好一点；如今种丝瓜，是闲，是想让日子慢下来。一根藤上，结了两个时代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