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琼枝

大雪节气过后的冷空气像张细密的网，裹得整座城市缩起了脖子。我坐在家里，指尖划过朋友圈里北方朋友晒的雪景：胡同里的老槐树裹着雪，像披了件白狐裘；孩子们举着冻红的手接雪花，睫毛上沾着碎冰碴。手机屏幕发烫，心里的渴望却像被雪水浸润的草籽，呼啦啦往外冒——我太久没见过那样肆无忌惮的大雪了。

小时候的雪是冬天的“入场券”。秋末的山风刚卷着落叶掠过屋檐，爷爷就扛着锄头往后山走。清晨的露水打湿他的蓝布裤脚，裤管上沾着松针和泥土，傍晚回来时，柴房的墙角又多了一捆捆带着松木香的树蔸。他总蹲在柴堆前，嘴里念叨：“雪要来了，火塘得旺，不然孩子们要冻成冰棍。”那时我趴在柴房的门框上看，觉得爷爷的柴房像个魔法仓库——树蔸堆得越高，冬天的温暖就越满。直到第一场雪飘下来，鹅毛似的雪花把院墙外的老槐树裹成了白珊瑚，我才懂那句“未雨绸缪”里藏着多少温柔。

雪落的日子，院子是我们的王国。我和弟弟、妹妹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里面裹着妈妈织的粗线毛衣。毛衣的袖口磨得起了球，颜色也褪成了淡蓝。布底棉鞋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是冬天最动听的音乐。我们堆的雪人总歪歪扭扭：胡萝卜鼻子插成了斜的，煤球眼睛掉了一只，妹妹还非要给它戴爷爷的旧毡帽，结果雪人脑袋一歪，帽子滚进了雪堆。可我们还是围着它笑个不停，笑声惊得树上的雪簌簌往下掉。打雪仗时弟弟总使坏，趁我蹲下来团雪团，往我脖子里塞一把雪。凉丝丝的雪顺着衣领滑进后背，我尖叫着追他，妹妹也举着个拳头大的雪团，踮着脚往弟弟背上砸。直到都跑得气喘吁吁，棉鞋湿透了，袖口结了冰碴子，才肯跑回家，拍着门喊“爷爷开门”。

推开门的瞬间，暖烘烘的热气裹着松木燃烧的香味扑过来。爷爷早把火塘烧得旺旺的，通红的火苗舔着锅底，小凳子摆成一圈，像等着我们的小太阳。我们几个孩子挤在凳子上，湿漉漉的棉袄冒着白汽，水珠滴在火塘里，“嗤——”地一声化成烟。爷爷坐在旁边的竹椅上，手里拿着我的湿棉鞋，见我们进来就皱着眉嗔怪：“看看，鞋都湿成什么样了？冻坏了脚怎么办？”他的声音里有藏不住的心疼，就像他总说“下次再玩雪就打屁股”，可每次都先把火塘烧得更旺。

最难忘的是烤脚的时刻。爷爷把我的布底鞋脱下来，露出冻得通红的小脚，他的大手像两块暖烘烘的炭，一把裹住我的脚往火边送。我怕烫，想缩回，可他的手像钳子似的，稳稳地托着我，指尖的茧子蹭得我脚底板痒痒的。“别怕，爷爷给你暖着。”他的声音像火塘里的木头，温温的。我看着火苗在他的皱纹里跳跃，看着他的白头发上落着点点柴灰，忽然觉得，冬天的冷都被这双手挡在了门外。等我的脚暖得发烫，他才松开手，把棉鞋放在火塘边的铁丝架上，转身去厨房拿烤好的红薯。那些红薯是爷爷从后山的地里挖的，个头不大，烤得焦焦的，掰开时冒着热气，糖汁顺着指缝往下淌，甜香能飘满整个屋子。我捧着红薯啃，烫得直哈气，爷爷就在旁边慈爱地笑，说“慢点儿吃，没人跟你抢”。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冬天有多“贫瘠”。一般人家的孩子只有一件棉袄，贴身的秋衣洗得快透明了，棉鞋是妈妈一针一线纳的布底，湿了只能烤干再穿。可爷爷的火塘和烤红薯，把那些贫瘠的日子焐得暖暖的。我总以为那样的冬天会一直有：雪会一直下，爷爷会一直坐在火塘边，等我们带着一身寒气回家，再用大手裹住我的脚。

师范学校刚毕业那几年也下过大雪。可那时爷爷已经失明了，他不能上山挖树蔸，不能为我们烧火塘了。白天我冒着风雪去学校上课，爷爷只能躺在床上，屋里冷得像冰窖。我下班回家时，他总摸索着坐起来，问“今天下雪了吗？”我蹲在床边，把他的手放在我冻凉的脸上，说“下了，很大”。他的手指颤了颤，没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攥得更紧。那时我讨厌下雪——它让爷爷的屋子更冷了，让我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十六年前，爷爷走了，带走了柴房里的树蔸，也带走了冬天里最暖的火塘。

今年的大雪节气又到了。我把空调开到26度，手里捧着热奶茶，杯子上印着可爱的小熊图案。可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雪落在脖子里的凉，少了棉鞋湿透的冰，少了火塘边爷爷的大手。直到朋友圈里有人晒出孩子在雪地里奔跑的照片：孩子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脚上是防水的雪地靴，手里举着个彩色的滑雪板。我看着看着，忽然笑了——原来雪一直都在，只是陪我看雪的人换了模样。

窗外的风又吹起来了，风卷着窗棂，像爷爷当年喊我回家的声音。我裹紧了身上的羽绒服——这是当年爷爷想都不敢想的“厚衣服”，轻得像云，暖得像火塘。可我还是盼着，盼着一场大雪能覆盖这座城市。盼着能在雪地里，再听见那句熟悉的嗔怪：“小丫头片子，快回家烤火了。”

原来雪是时光的邮差。它会把那些被遗忘的温柔，悄悄送到我们身边。我等一场雪，等的不是雪本身，是雪落时爷爷的手，是火塘边的烤红薯，是那些藏在雪地里的旧时光——哪怕只是回来一会儿，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