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幻不再是“寂寞的伏兵”,而成为了熠熠生辉的“新星”。
随着越来越多青年科幻作家进入创作领域,以及多元科幻创作观念的生成,近二十年来,中国科幻小说呈现出了与早期作品不一样的“聊斋志异”似的诗学风格与特征。
书写科技时代的怪诞离奇:多元幻想元素的渗入与模糊的科幻边界
21世纪以来,科幻小说与其他文类的界限正在被打破,传奇、神话、修仙等元素在这一文类之中变得愈发常见,科幻小说不再拘泥于对高新技术的想象、对新兴机器的描摹,甚至不再执着于对未来科技世界的构建,而是大胆尝试从远古神话、传说中寻求灵感,以期呈现迥然不同的未来蓝图;抑或以荒诞的都市传说、逸闻野史为叙事起点,试图从更为多元的维度来探索科技之魅。
以双翅目的《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为例,作品把韩愈散文《毛颖传》中“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的毛颖笔移植到了科技土壤之中,让其于柏木大学之中离奇面世,又随着主人公这个现代学人频频历险。柏木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这里不仅有着先进、高端的电子设备,亦进行着前沿、新颖的学术研究。这一充满科学与理性的地方本不是滋生奇幻怪诞的场域,但一个深埋地下的图书馆却将科学与“玄学”联系了起来。一位误闯地下图书馆的博士生,从这个玄异世界带回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毛颖笔,它出自一本怎么也看不完的《毛颖杂记》。这支笔虽然来自历史深处,却在科技世界之中如鱼得水,不仅能帮主人代笔撰文,亦能理解智能系统的底层逻辑,甚至能参透历史虚无、人情冷暖。而在毛颖笔的玄妙神奇之后是作者对于AI代写、现代学术发展等等复杂议题的思考。作者分明是想借一个传奇故事深入探寻科技发展对书写、认知的影响。而另一位青年科幻作者慕明的《宛转环》则是以明代戏剧评论家祁彪佳的故事为蓝本,以一个具有神力的“宛转环”造就了时空循环的奇观,传奇之下实际是对科技真理的进一步叩问与探索。
看似荒诞不经的都市传说亦可进入到科幻叙事之中,桂公梓的短篇小说《金陵十二区》中,作者竟把“南京十二区”这一无稽轶闻挪到了科幻想象之中,并串联起了多个荒诞的城市“秘辛”,在戏谑滑稽的叙事腔调之中完成了关于外星生命体占领地球的想象。李维北的科幻作品《莱布尼茨的箱子》则是伴随着“快递柜杀人”这一骇人听闻的都市传说而起,随着谜底的揭开,闪烁、开关的快递柜并不是无情的“杀手”,而是冷硬科技背后一抹人性的微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类科幻作品看似专注于描写离奇荒诞之事、摹写怪诞荒谬之景,但是并没有因之牺牲掉科幻作品本该具有的科学性和知识性,只是当代的科幻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对具体知识的传递,而是尝试借助传奇、神话,以一种隐喻式的写法,完成对于科技时代的人性变迁、人/机关系等议题的更为深刻的思考。然而,神话、传奇、志怪本就与科学、理性精神是相悖的,若是强行进入到科幻叙事之中,不仅会导致行文生硬、叙事风格不伦不类,甚至会消解掉科幻文类本身的特质。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后果的产生?如何进一步调和离奇怪诞的事件与科技理性精神之间的鸿沟?不少科幻作家正试图以叙事上的创新、变革来弥补二者之间的鸿沟。
营造现代都市的传奇意境:叙事手法的创新与古典传奇性的复归
神话、传说往往诞生于前现代语境之中,是人类族群在尚不能完全理解世界之时所做出的大胆想象,但是科幻小说的核心:科学,它本身就有祛魅的力量。如何在讲述传奇故事之时传播科学知识与传递理性精神?科幻作家们尝试通过在叙事结构上的创新,以及延宕、省略等叙事技巧的使用来保障二者的“和谐共处”。
以慕明的《宛转环》为例,这篇作品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之中常见的“缀段式”结构,缀段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往往以松散的结构连接不同的片段,而《宛转环》正是在松散的结构框架下,将不同的故事片段拼接在了一起。借助这一结构,祁家父女的命运、时空的秘密、国家的兴亡全都纠缠在了一起,情节变得越发扑朔迷离,而宛转环这一“神物”的出现更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尽管整部作品建立在对于拓扑学经典结构莫比乌斯环的想象之上,科幻想象是以科学事实为基础的,但是因为缀段结构对于线性叙事时间的破坏,以及多重叙事线索、场景的并置,反而赋予了该作品一种传奇性。迟卉的《2030,终点镇》、慕明的《铸梦》等等都以叙事结构上的多变而营造出了科技时代的传奇意境。
延宕与省略等叙事技巧的使用则让传奇故事与科学知识在科幻小说中更为和谐地共存。有意识地省略对于科学原理的讲解,或是延宕关于科学真相的揭示,这不仅使科幻作品中故事的完整性得以保存,同时,以悬念、传说构建起来的传奇氛围也得以留存。以夏笳的《百鬼夜行街》为例,《聊斋》中的聂小倩、宁采臣在科技时代早已成了人造皮囊之中悲苦的“生魂”,不知为何要换下人类的肉身进入带有编号的科技造物之中,最终成为乐园中的一景,供游客赏玩。在七月的长篇小说《小镇奇谈》之中,关于“异客”的科技解释被放置在了最后,因此古老传说、玄幻猜想找到了栖身的空间,独特的传奇氛围得以被构建。
正是由于21世纪以来科幻作家在叙事技巧上的创新,中国科幻小说呈现出了更为多元和丰富的美学风格,这也意味着中国科幻作家从关注“写什么”进入到了“怎么写”这一新的创作阶段。实际上,不管是叙事题材、风格上的拓展,还是在叙事上的创新都与当下科幻叙事中观念的转变相关。
科技想象中的“中国经验”:中国传统观念与现代理性精神的对话
科幻小说自进入中国之日起便被赋予了开启民智的重任,且因为其与科技、知识的紧密关系,相较于其他文学类型而言,它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现代性焦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科幻作家们都乐此不疲地构筑科技更为发达、物质更为富足的未来之国,技术现代性成为了展开科幻想象至关重要的依据,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变得尤为激烈,甚至最终演变成“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等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不过,近年来,科幻小说之中的二元对立结构正在被打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为解决现代性困境提供新的思路。
在双翅目的作品《公鸡王子》之中,男孩保罗在人工智能专家格雷厄姆的影响下认为自己是机器人,深受“无伤人类、服从人类、保护自己”这一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影响,无法同人类交流,只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嘀嗒为伴,而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家陈陌则从《论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受到启发,创造出了“四勿”猴,它们改变了这个男孩,让其最终融入了人类社会。格雷厄姆与陈陌的交锋实际上是现代科技观念与中国伦理道德体系之间的对话与互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依据“机器人三定律”所构建的机器伦理体系已不够用,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复杂性亟待更为合理、可行的伦理规则予以调节和规范。双翅目从中国儒家思想中寻求灵感,以期构建更为平等的人/机关系,以及更为合理的后人类伦理体系。夏笳的《灵隐寺僧》则吸纳了佛教中的因果轮回思想,重审科技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慕明的《假手于人》、双翅目的《四勿龙》、靓灵的《纸闭》等作品都涉及了“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念在科技时代的运用。
值得关注的是,当下科幻作品对于中国传统理念的思考与接纳并非一味地否定现代伦理观念,更不是拒斥科技进步,而是尝试在现代科技理性基础之外探索另一种生存哲学,强调多元而非一元的认知体系。总的来说,21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呈现出了一种流动性、模糊性与暧昧性,这既表现在题材、文体的选择上,也体现在美学风格的呈现上,而导致这一变化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观念的逐步消失,科幻作家们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在进行科幻叙事的过程中重视“中国经验”的传递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