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天勇

汤天勇，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黄冈师范学院学报主编，黄冈市作协副主席、评协副主席

当下的文学创作或生产从产量而言不可谓不丰：每年，数以万计的中短篇发表，数以千计的长篇单行本（或文集）面世，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过分。在质量上，有不少“获奖”作品，也有不少被批评者“鉴定”为或“史诗”或“突破”或“高峰”的作品；但若以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定义来衡量，能让读者手不释卷的杰出作品实在凤毛麟角。

这里或许既有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有新媒体传播的特殊影响。如若进一步观察多数创作，则会冒出一些思寻：在今天，作家们躬逢盛世，无生活之虞，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遇风云综揽之机，为何难以回应时代？而历来文学实践已积累丰富经验，鲁迅先生所说的“写什么”与“怎么写”应该在理论上不是问题呀？此外，即便创作与天分有关，可我们有着庞大的写作队伍，有着全世界最具规模的写作运行机制，以天分论收成大概也不乏有才华的创作者吧？那么，为什么大量的文学作品不能满足阅读的期待？不能成为这一伟大时代标识性的文学符号？

问题出在哪里呢？原因种种，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大多太“安逸”、太“精致”、太“松弛”。这三个词不是说让作家重回清贫与困厄，而是对其写作状态、情态和姿态的描述。文学创作如表演创作，“安逸”“精致”“松弛”容易滋生惰性，容易钝化敏锐，容易失去生气。进而言之，惰性创作不是不愿意创作，是创作状态与创作结果必然出现“状况”：缺乏创造野心和胆量，敏锐感消逝或弱化，对世界或生活的感知与悟解陷入平面状态，颉颃蜕变，距离演变，走向个体“流水线”式文学生产，作品趋于同质化和平庸化，粗粝感消亡，难以体味语言文字承载的浮雕性，油滑成为主基调，文本标致如一、平常平淡。

与之相反，则是“紧张”。“紧张”有心理学、生理学和生物学上的界定，皆因产生于压力的缘故，不会呈现风平浪静的状态，而是暗流涌动、地火奔突，其中有抗争、有撕扯、有磨合、有博弈、有抚慰。而就创作主体来说，任何创作终归是面对生活与自我的写作，无论如何缠绕与复杂，始终是基于创作者向外与向内的伸延，所以，这里的“紧张”也就是面对生活的紧张与面对自我的紧张，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内外的紧张就是“存在”的紧张。

①“紧张”是对无知的忧惧与谦抑

基于认知，创作者是“有知”或“多知”者，仰观风云变幻，俯察世事尘微，越是老练的作家，越有新的见地；而现代传播飞速发展，数字化信息已介入写作过程。但是，一般的写作可能是一种知识的输入与输出，而文学创作所输入与输出的不是简单的概念化“知识”。

在数字时代，文学最不需要的是输出未经艺术处理和加工的公共知识，需要的是知识的赋值与附值。创作者特别需要正视米兰·昆德拉指出的一个事实，“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其意思当然不是主张创作者甘于知识的贫乏，而是强调对“存在”有所敬畏、有所忧惧。敬畏与忧惧就是一种紧张，就是对未知的重视、对自我的了然。读者一般不需要这种紧张，但创作者必须保持这种紧张。有了对存在的紧张，就会在创作中保有虔诚，对生活充满好奇，让“世界”与“自身”不再是大众化的表达对象，从而借以到达艺术彼岸的原初此在。因为紧张的状态与表达的姿态，创作者也就有了独特的自我，有了风格或辨识度。

②“紧张”是对生活的叩问与凝视

文学来源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里所指的生活既可能是作家亲历的，也可能是作家间接获取的。创作的生活来源都具有个人体验性，只不过各人关注与侧重的视域有所不同。关于文学是否高于生活，应有两方面的含义：从文学是生活的聚焦与集中而言，似乎可以这么说；但从生活的深广而言，文学所能反应与反映的终归只是某一点面的光影。在这里，“聚焦”与“集中”的过程是作家创作意图灌注的过程，按照华莱士·马丁的理解，写作意图实际上包括创作主旨和技术策略两个方面；因此，读者面对错综无序甚至混沌的现实生活，转向文学阅读方有豁然开朗之悟得。但现实生活实在又是作家创作的黑洞，犹如无穷的引力场，让作家感受其视界之无垠，也让作家始终无法全然触及。

既然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此纠结，作家面对生活不可能毫不紧张，也应该保有紧张。创作的姿态可以举重若轻，也可以举轻若重，但不管怎样，面对生活总觉得压迫与无力是最为基本的感知。这里的紧张来自——对于历史、现实与未来之存在的——不可操纵与不能全知。即便如巴尔扎克百科全书式、托尔斯泰镜子式、卡夫卡变形式、弗兰克·赫伯特星际式的书写，实际只是在生活的某一轨迹之上。源于生活的紧张，尝试触摸生活的棱角，尝试探秘生活的凹凸，才不会盲目自信地随意剔除生活的鳞片并以为全体，才不会毫无顾忌地搓揉生活的体肤以为创拓。似是而非与肤浅轻浮是写作之忌，是作品质量低劣的根由。不排除创作技术的重要性，但最致命的是，作者对于生活是茫然还是洞察，是倨傲还是谦逊，是迷蒙还是清晰。创作并不是权限无度的，除了限于文本的约束，主要是面对生活的心力有限。文学写作永远是对世界的“探询”，是尽可能地“发现”，并让读者从作品中获得感知，无论是道德的，美学的，哲学的，还是形而下的技术的。

③“紧张”是对自我的省察与超拔

刘亮程认为写作是一场朝内跋涉的历程，又说文学是我们的心性、表达世界的方式。“朝内跋涉”与“表达世界”可以简单理解为创作的两种路向，也可以看作创作活动的两个阶段。不知我者，不知世界。自我的紧张，不是初学者因为写作技术稚拙而产生的胆怯，而是正视自我：包括创作阈限的大小、创作修复的快慢。

创作阈限的大小，涉及作家主体自由意志。谈论自由意志，不是要给创作者松开“镣铐”，任由创作随意而无节制，反倒说特别需要在理性原则与身体欲望之间找到平衡（席勒之意）。其紧张是指“平衡”的紧张，其间有一种心理博弈发生。创作需要尊重世界的理性与逻辑，需要冷静面对生活的现象与本质，需要精确及物与叙述，也需要想象的驰骋、情感的释放、欲望的张扬与声音的热闹。这里存在两个极端：偏向前者的作品，往往了无生气，韵味与美感寡淡；倾向后者的作品，常常丧失节制，使真理被湮没。“平衡”的“紧张”对作家而言，既要“尊重精神的自由”（芥川龙之介语），也要有理性的锋芒与睿思。举凡古今中外的伟大之作，无不是在自由自在的敞开与严肃谨慎的约束之间寻找平衡的结果。

创作修复的快慢，关涉创作者心理结构的完形。这里的修复不涉及技艺层面，专指心理方面的自我修炼。在如今传媒高度便捷、信息迅即传播的时代，文学创作似乎不再是我们抵抗遗忘的手段，因为遗忘可随时进行恢复，而物理性经验已不能成为作家的独家秘籍。创作者更不是从外在经验到内在情志完美无瑕的融合体，同样存在着心理空白、缺陷、褊狭等问题，越发面临着“向内转”的问题，实际不能将平庸思想赋予到书写的生活，不能将普通认知投射到文学形象，所以，自我的紧张在于是否有迅速的自我修补校正的意识与能力。格非认为，创作中最重要的驱动力，是“激情”，哪怕是带着偏见的激情也好。激情的确是驱动创作意愿的原力，但这里的“偏见”是基于心志圆合并独有深刻体验的情感导向，恰恰不是思想“躺平”的创作态度。创作者需要在洞察时代背景的前提下，洞悉普通个体的幽微、对峙、痛楚、孤独与苦厄的主动性，在情节推动、情感流淌、形象塑造中，辅之以强大心理统摄力。这种心理统摄力的强大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品质的高下。当然，此间应该容许作者的心理在写作过程中修复与成长。但需要明晓两点：一是心理修复是自省，自省需要不断自我检视；二是完形的心理将氤氲在作品里。

元代学者虞集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如何创作出无愧时代的经典之作，无疑是艰巨而光荣的课题。创作是作家“演绎”世界的“例外”，需要摆脱“周围的规则”（詹姆斯·伍德语）。创作中的“紧张”，是关乎时代与生活的，也是关乎创作者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