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桂成

人工智能（AI）的文学写作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微软小冰、机器人小封写新诗，到清华大学制作的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九歌写作旧体诗词，早已炒得沸沸扬扬。春节期间横空出世的DeepSeek更是惊艳四方，令不少人惊呼诗人可以不用再提笔了。有人觉得人工智能可以写出优美诗句，能给读者带来美的感受；有人持贬斥态度，认为人工智能将诗歌常用字拼接在一起，组成一段生涩难懂的句子不能叫诗；有人质疑人工智能的创作资格，认为判断一首诗是不是诗，一个重要依据是看它是不是人写的，因为人工智能不是人，所以它所写作的不能算是“作品”。这里，关键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文学写作资格。

情感

人工智能在更高层面

实现“零度写作”

认为人工智能不具备写作资格的理由之一是它没有人的情感。因为诗言志，只有情动于中才能形于言，诗是作者情志的表达，并感染读者，与读者共鸣；诗人总想表达什么，而人工智能没有这种需求或欲望，没有情感，所以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不能叫诗。

但文学的情感表达是复杂的。基于文学传播的积累，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巴尔特曾提出“零度写作”观点，认为写作是纯粹的语言学范围的活动，其本身并不指向社会和他人，因为它不是作者表达某种思想、意图的工具。在巴尔特看来，文学写作既不指向外在的客观现实，也不是指向内在的主观心理，写作活动本身成为了文学的核心；由此，文学写作主体在语言结构的组合之中获得解放和自由，从而将写作从内容意义转向语言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截然不同。

“零度写作”淡化文学的传统性的内容和意义，张扬语言和形式的自由，将写作从过去的社会意识形态控制中解放出来。巴尔特认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写作是对内在意图目标的语言表达，是对社会外在现实的文本传输；但在现代或后现代写作中，过去那种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支撑的语言关系被消解了，文本话语变成了没有固定内涵意义的字词聚集，其所对应的自然和社会不再有特定的意义和作用。

巴尔特的“零度写作”观是反对萨特式的“为了写某种东西而写作”提出的，主张“为自己”而进行的“不及物意义”上的写作。所谓及物写作强调的是写作的内容，所谓不及物写作强调的是写作本身的行为动作。当写作不受“及物”的制约而给予创作主体极大的自由度时，作家便不再是为某种目的或企图去写某种东西的人，而成为了一个可以自由地写作的人，这时的写作便是一种中性的白色写作，一种不附带任何情感的不及物写作，一种真正展现更高层面的审美价值的非功利写作。

当然，理论界对巴尔特的“零度写作”观一直争论不休。很多学者认为，零度的、中性的、不及物的、不含思想情感的写作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文学作品都一定蕴含着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思想感情，所谓主体“不在”的零度写作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但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恰恰能做到人难以做到的“零度写作”。况且，在科技条件下，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处理人类的情感；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它还会拥有自发的情感。

生活

人工智能写作很大程度宣告“作者死了”

有人认为，即使将来人工智能得以对人类的思想情感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算法上的充分模仿，人工智能自有思想情感，这种模仿人的思想情感的写作，也未必能视为艺术作品。因为没有生活阅历，无以具体知人论世，所以人工智能不具备文学写作资格。

没有阅历就不能写作吗？的确，文学写作是一种基于生活的审美活动，文学是来源于生活的，写作者的生活阅历和拥有生活是写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的前提，而人工智能显然不可能具有人的生活阅历。但是，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副院长李笛撰文指出，科学家们曾提出“失忆者假说”：假如一个失忆者在医院突然醒来，属于他的过往人生经历已全部在头脑中丧失，他只能依靠有关音频、视频和文本资料，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复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生活阅历于他只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那么，这个失忆者是否具有写作的资格？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人工智能也是如此进行写作的。例如，微软小冰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就是学习了新文化运动以来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通过深度神经网络等现代科技复制人的创作过程，训练10000次以后拥有现代诗歌创作能力而写出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小冰每次学习速度都非常快，它迭代一次的时间只需36秒，迭代10000次只需要100个小时。相反，人的大脑如果要把这些诗歌阅读10000遍，据说大约需要100年。人工智能研究者认为，微软小冰的这种学习与人类失忆者的境况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微软小冰虽然没有人生阅历，但通过对其他诗人作品的学习，一样可以建立符合现代诗歌规范的语言结构，把握生活，进行创作。

“零度写作”是一种作者“不在场”的写作，表现为作品中看不见“作者”，不再有作者个人的痕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作者死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曾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估一切价值，用以反对基督教神学，是对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体系的解构。“作者死了”则是巴尔特对文学主体性传统的否定、对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写作体系的解构。应该说，“作者死了”揭示了后现代写作的状况和规律，后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已开始实现对全知全能的“上帝”式作者的反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人工智能创作才是真正的后现代创作。人工智能写作促使读者阅读作品时，关注的重点不再拘泥于作者本身，而在于写成的作品能否激发观众的情感和体悟。

未来

人工智能必然带来颠覆性的“作者革命”

科技迅速发展，人工智能越来越突显，它带给人类生活的影响将是翻天覆地的，是人们不能用往常眼光所能看待的。人工智能带给文学的影响也是重大的，它将挑战传统文学写作的主体，实现一场“作者革命”。

在文论史上，古典的作者理论有两种：一种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迷狂说”，“迷狂说”认为作者只是感悟神意的“巫师”，在迷狂状态下，诗人代神立言；另一种观点则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摹仿说”，认为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是社会生活的描述者和记录者。但是，20世纪初以来，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直觉主义艺术观，认为生命冲动追求着创造性和个性，用艺术的直觉否定逻辑理性，因而作者的理性观念遭受削减。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看来，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是作者被压抑的种种本能欲望，作者不过是白日梦者，作者“自我”就是每一场白日梦和每一篇故事的主角，其地位和话语功能被弱化了。20世纪中期以来的结构主义，由于强调作品的整体结构系统，割断作品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反对进行作者生平、创作心理、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考证。后来以伊塞尔、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重视读者的作用，强调读者能动接受的重要意义，恢复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认为作品产生于读者与文本的相遇和交流过程中，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创造的产物。无论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还是巴尔特的结构主义、姚斯的接受美学，这些都在弱化作者的主体地位。但是，只有人工智能写作的出现，才真正宣告了传统作者之死。

历史上的文学革命，革命的对象大多只是文学文本的形式，如中国古典文学由诗到词，由词到曲，由曲到小说等，或者由文言到白话，大都是文学形式的变化，或者文学书写对象的转移。现在，人工智能带给文学的革命却是颠覆性的，它所革掉的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以前无论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或者是接受美学，都只是弱化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的作用，而人工智能则是完全去掉写作主体，即写作中没有了主体，写作行为和写作文本同时出现，没有了主体预设的思想和观念。

在后现代创作中，文学就是语言，文学的历史就是语言符号的历史，语言结构囊括了文学创作的全部。因此，巴尔特认为，“文学仅仅是语言，即符号系统，文学的本质不在于它所传达的内容，而是系统本身。”现在看来，人工智能写作正是如此，所以不要怀疑它是否具备写作的资格，不要担心它所完成的作品是否成其为诗。对于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任何轻易否定的结论都会被事实否定。千百年来，当初轻率否定的事物，最终发现，它们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