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通讯员 张益游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有一位湖北籍将军，全程经历了这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他就是伍修权。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极目新闻记者从湖北省档案馆和黄石市档案馆的馆藏文件中，找到了伍修权对遵义会议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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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留学苏联，他成了李德的俄语翻译
伍修权，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1908年3月6日出生于湖北武昌，是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伍修权青少年时期，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冬，经陈潭秋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由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留学苏联的经历，让伍修权成了红军中为数不多精通俄语的人才之一。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国后，伍修权就担任他的俄语翻译。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实际上掌握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1934年，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初，红军转战到黔北重镇遵义，获得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根据湖北省档案馆收藏的《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伍修权》记载，党中央到达遵义前，在贵州黎平开会时就决定，到遵义时再举行一个会议，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目的很明确，由于博古、李德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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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期间，他因翻译几乎连轴说个不停
黄石市档案馆收藏的《伍修权传》中，收录了伍修权对遵义会议的回忆。
据伍修权回忆，是王稼祥最早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周恩来、朱德和从五军团回到军委重新担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以及红军的各级负责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改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恢复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就已经确立的毛泽东及其正确路线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李德接到于1935年1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1月15日，伍修权作为翻译陪同李德到原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二楼开会。他们到达会场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伍修权注意到，以往李德参加会议时总是和博古坐在一起，但这次博古已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们围坐在中间一张大桌子四周，其他红军主要指挥员分别坐在会场靠里的位置上，只在会场边上一个门口处，给李德和他留了座位。
作为俄语翻译的伍修权，在当时的会议上并无发言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是会议期间说话最多的人。因为所有人的发言，伍修权都要及时准确地翻译给李德听。
会议期间，几位红军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等，都指名道姓地批评指责李德，要求把他从指挥位子上“轰”下来。
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对原军事决策人李德、博古的批评，同意撤销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这些话李德不等伍修权翻译出来，仅从发言者的眼神、语气和情绪上，就看出自己已成众矢之的，他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抽烟的伍修权被呛得难受，只得硬着头皮执行自己的翻译任务。所有人的发言以至每一句话，特别是重要的内容，伍修权都得及时而准确地翻译出来，既要认真听，又要迅速译，从会议开始直到结束，他几乎连轴转地说个不停，口干舌燥却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向盛气凌人的李德对于伍修权的辛劳并不领情，反而在回忆录中说：“伍修权显然不乐意给我翻译，而且译得很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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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遵义城，他为纪念馆布置提供详实细节
伍修权一直在李德身边做翻译工作，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决定了他与遵义的特殊感情。《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伍修权》一书中就提到，他四次进入遵义城，与邓小平、杨尚昆一样，是到过遵义次数最多的与会者。
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于1935年1月19日离开了遵义。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河，攻克天险娄山关，于2月底重占遵义城。伍修权与李德第二次进了遵义城，此后红军离开遵义北上。伍修权第三次回到遵义，已经是44年后。
1979年10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第三次来到遵义。当时，召开遵义会议的柏公馆已是供人瞻仰的革命圣地。在参观会址时，他还指出了当时主要与会者，包括自己所坐的位置。
1985年1月18日上午，伍修权又一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在会议室，他说：“当时博古、周恩来、朱德坐在靠挂钟这边，王稼祥因有伤半靠着坐在靠北面的一张椅子上。”当在场的同志问他开会时坐的位置时，他当即走向西边进门处说：“当时我是翻译，和李德坐在这个右角。”摄影记者快速按动快门，拍下了伍修权坐在当年开会时坐的位置时的照片。
在场的纪念馆工作人员问：“有资料提及开会时会议室南墙壁上挂有马克思像，是否属实？”伍修权说：“我有这个印象，有马克思像。”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几十年后他依然准确记得的这些细节，为会址纪念馆的布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