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贞 罗佳

文学与音乐的融合互通是由始以来的。《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即明确揭示了诗（文学）、乐（音乐）、舞（舞蹈）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且说文学和音乐，两者后来一方面各自沿着自己的艺术路径发展具有独特魅力的审美属性，一方面彼此不断延续着具有时代性的相互影响与触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多从激越的音声中获取创作灵感，唐诗的辉煌成就与唐乐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密切相关。到了当代，小说的“文”与“乐”相融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时代性新质素，如莫言《檀香刑》从古歌长调、地方戏曲等民族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与素材，余华、格非等将西洋古典音乐的修辞技巧融入文学写作；而当下创作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作家班宇似乎对摇滚、爵士等流行音乐的情感与节奏格外敏感，其小说作品明显呈现获取此类音乐经验的跨媒介指涉。

所谓跨媒介指涉，是指“一种表达媒介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试图模仿另一种媒介的表达优势或美学效果”。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本质上是文学作品，但在结构上呈现大教堂般的空间形式，产生了造型艺术之美；中国古代的手卷式绘画通过徐徐展开的形式，将时间流动的维度引入绘画，别有绵延丰赡之蕴含。据此考查，班宇小说对音乐的跨媒介指涉具体而亮眼。

一是对摇滚式节奏的指涉。

班宇小说语言以短句为主，常常四字或五字成为一句，连续使用，短促匀速，明快且力量感十足，如“毫无防备，太阳高升，街上热闹，人们全都出来了，骑车或走”（《逍遥游》）、“她撇撇嘴，转身走掉，我坐下来，目光平视。”（《双河》）。连用的四字短语提供了稳定的节拍，语言的律动与摇滚乐强劲、鲜明的节奏相契合，迅即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

往深层次说，节奏变化对应的是内在审美心理结构。摇滚音乐一般使用“主歌—副歌”模式，在主、副歌之间制造张力：情绪在主歌线看似平稳的叙事下暗流涌动，随着贝斯和鼓镲加入，情绪不断堆积，直至在副歌阶段达到高潮，于高亢、呐喊中进行酣畅淋漓的宣泄。这种节奏模式及其审美效果，在班宇的《盘锦豹子》中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故事开头，“我”正在院里放小鞭，音色是“闷哑的，低沉的，脆亮的，空洞的”，这组语言三字一顿，犹如小炮声的节奏，奠定了整篇小说较为低沉的情感基调。此后，孙旭庭历经生活的种种打击，“我”作为旁观者只是平静地叙述孙旭庭所经历的一切，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因叙事视角的限制不露声色，成为一股潜藏在文本里的暗流。小高潮出现在故事的中间部分——孙旭庭父亲的葬礼上。在此之前，孙旭庭接连经历工伤致残、儿子顽劣、妻子离开等打击，又遭遇父亲离世，可谓到了人生的低谷，压抑至极。葬礼上，原本浑浑噩噩的孙旭庭在众人一声声“豹子”的叫喊中砸出了惊天巨响。这声巨响像一击重鼓，将整篇小说的节奏推至高点，人物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孙旭庭的儿子孙旭东向天空长嚎一声，哭得不省人事。人物发出的各种声音组成了一段“交响”，相互激荡，孙旭庭在声音交错形成的激昂节奏中也焕发出磅礴的生命力，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勇气。可是现实依然艰难，孙旭庭再次碰壁后似乎“认命”了，回归到平稳的生活，故事回复到主歌的平稳之中，情感节奏放缓。正当一切看似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厄运再次重演，叙事节奏再次紧张，小说进而达到高潮——副歌响起：追债的人找上门来，孙旭庭一改以往的温和，双眼通红，奋力嘶喊，平静叙事下日复一日的情绪暗涌喷薄而出，孙旭庭对人生的挫败、沮丧乃至愤怒在此刻宣泄得淋漓尽致。

整篇小说如同一场摇滚乐的现场演奏会，受众跟随演唱（即小说的叙事）进入平缓的歌曲（叙事）主线索，但副歌的情绪（即主人公孙旭庭的情绪）在暗线中不断积攒；到了特定节点，主、副歌的叙事开始交叉，受众的情绪被充分调动，作品显出强烈而丰富的审美效果。

二是与音乐结构的互文。

互文（intertext）主要指两个及以上文本相互发生作用，共同作用于人们的审美感受。出于自觉为之，班宇的“小说叙事”擅长与“音乐结构”建立关系，或者将音乐的审美表达引入小说的主题表现。

以小说《飞鸟与地下》为例，作品整体上以爵士唱片《孟菲斯地下》（Memphis Underground）为结构密码，以其四个曲名Chain Of Fools（愚人之链）、New Orleans（新月城）、Hold on，I'm Coming（坚持住，我来了）、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Brothers,Will You Meet Me（你们会遇见我吗）构成小说的四个乐章，分别对应“我”的现实困境、儿时记忆、互相救赎与重获新生。以唱片中四首单曲对应小说四个章节，一方面让音乐作品本身参与到小说叙事中——音乐引发的情绪情感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也在结构上形成了“人生多重奏”的主题意旨。

在小说《歌队》中，这种结构互文主要体现为对古希腊悲剧舞台表现形式的借用，并完成对悲剧性命题的揭示。《歌队》的表层文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是小娜的追求者，阴差阳错之下和小娜的前夫刘武以及刘武的现任女友赵明明一起度过了一个荒谬的夜晚。情节亦真亦幻，让人摸不着头脑。小说名出自古希腊悲剧中的重要组成形式——歌队。歌队与悲剧内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与剧情关系密切但又不起直接作用。在出场过程中歌队演员歌唱并舞蹈颂诗，是一种以群体为单位的表现艺术，可以由个体互相对话，也可以让群体和主角对话，起到叙述情节、发表意见、建立氛围、控制节奏等作用。这一形式直接喻示小说的内在结构：小娜是命运之戏的主角，“我”、刘武以及赵明明都是其身后的歌队，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拼凑出了小娜悲剧性的一生，暗示她最终走向灭亡的结局。

班宇在访谈中曾经提到：“现在跟小说争夺眼球的是各种各样的新媒体新形式，那么小说也应类似于全息的感受，要有色彩，有声音，有一个笼罩着读者的这样一个氛围感，也更能让读者身临其境与时代产生共鸣。”可见，作家本人有着很清晰的意图，就是希望读者在阅读小说的同时，有意识地聆听故事中的音乐，代入音乐所营造的氛围，感受互文融合的艺术效果。

三是音乐主题的构建。

在班宇的小说里，人物在情节之中随时放声歌唱，对流行音乐歌词文本的引用穿插于叙事之间，流行音乐以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文化精神内涵，成为揭示人物生存状态、探讨人文精神价值的一把密匙。在《我年轻时的朋友》中，班宇笔下的“我”于年轻时不经意哼出的曲调——“你终将认识一个女友，在她面前，你不小心掉出一本米兰·昆德拉”，看似主人公惯常的“贫嘴”，实则是对摇滚乐文化深刻理解的微妙引用，它源自杭盖乐队《一切正常》的歌词片段，此歌词剖析了平凡人在日常琐碎中的迷茫与自我麻痹，以“一切正常”的表象掩盖对生活的怀疑与无力改变的困境，与小说深层主题形成微妙的共鸣与互文，成为小说的另一层文本。

在班宇的另一力作《羽翅》中，主人公在连绵不绝的会议废话中，思绪飘远，脑海中回响的是愤怒的狗眼乐队所演唱的《格瓦拉》：“我们在绝对安全的地方谈论着这场革命，我们把手插口袋里前进着，我们只是一个酷爱他的观众。”此处，格瓦拉作为革命精神的象征，其形象与歌曲一同被嵌入文本，不仅映射出对某种现状的不满与对改变的渴望，也与小说中隐含的反叛与寻求突破的主题相互映照，构成了跨文本的对话与互释。

在《缓步》里，班宇再次用音乐作为情感与叙事的桥梁，让“我”与女儿木木共同哼唱披头士儿歌《黄色潜水艇》，其歌词构建的梦幻世界与主人公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不仅增添了文本的层次与深度，更在失序与混乱中注入了一抹温情与希望，通过精心挑选的音乐及引用，班宇巧妙地构建了一个个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场，读者在文字与旋律的交织中，能获得更加立体而深刻的阅读体验。

班宇曾有作为职业乐评人的岁月，他撰写的摇滚乐评论鲜明地展现了他对摇滚音乐背后的“摇滚精神”及其所拓展的文化空间的浓厚兴趣，相较于技法和编曲的深入研究，他更侧重于这一精神内核的探讨。班宇走向文学以音乐为媒介，从音乐评论转向小说创作后，那些跳动的音符仍然成为他写作的恒久的底噪，余音绕梁，经久不散。从音乐到文字或者从文字到音乐，班宇透过具体媒介所要传递和思考的——那些从摇滚音乐中汲取的，自文字之中提炼和升华的，正是对社会生活的追溯与反思。

班宇小说从多个层面呈现的“文”与“乐”的交融，预示了新媒介时代文学创作的跨媒介指涉的凸显。此间，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的本体性会否受到冲击？多种媒介艺术元素之间如何建立高效的“化学”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