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咸勇
灯下,翻阅《于氏家训》,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书中于成龙德泽子孙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那盏煤油灯。
父亲本是国营煤矿职工,自然灾害时期,口粮不足,辞职回乡。初中还未毕业的大哥下了煤矿。父亲一门心思建设家乡,从小队干部到大队干部,从下乡知青老师到公社卫生院负责人,每一件事都尽职尽责。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毫不松懈。因为吃不饱,二哥在放学的路上,把生产队的红薯刨了两个,装在书包里。父亲知道后,当着我们几兄弟的面,一顿狠揍,让我们长了记性。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月里,父亲点上煤油灯,要我们看书学习,年幼的我常常对着煤油灯打瞌睡。由于眼睛不适,父亲带我到省城武汉见了他的“知青”学生,受到热情款待。我登上了黄鹤楼,走上了武汉长江大桥,长了见识。为了省钱,在横沟桥下了火车后,父亲带我从小路步行回家。从上午走到傍晚,脚底磨出了血泡。从此,我在学习上再也不敢偷懒,小学升初中我是马桥公社第一,初中升高中我是马桥镇第一。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二哥就考上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教师;三哥十五岁考上大学,十九岁做了技术主管。等到我和弟弟考上大学后,村里人演戏,还把我们家的故事搬到舞台上唱了一出。
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农妇,一生养育了六个孩子。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做饭,洗衣,干农活,种菜园,煮猪食,喂鸡鸭,一刻也没有清闲。经常是通宵达旦,就着那盏煤油灯一边做事一边打瞌睡,醒来后再接着忙活。一个冬天,母亲将不到一岁的二哥绑在椅子上,放在火炉边,交给六岁的大哥照看。一不小心,二哥连人带椅扑在炉火上,等到大哥解开带子,搬起椅子,把二哥拉起来时,二哥的左手已经烧得变了形,落下了残疾。
邻居有一位孤苦伶仃的盲人老大爷,母亲主动担负起照顾他的任务,经常让我们给他送饭送菜,为他打扫卫生、浆洗衣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村里感念母亲的辛苦和付出,将他留下来的那一间房子给了母亲。
积劳成疾,五十岁的母亲倒下了。在县城工作的大哥大嫂将母亲送到医院,医生说,全身的器官磨损过度,无法修复。弥留之际,母亲一直在等待着,直到我和弟弟从学校赶到母亲的身边,齐声呼唤母亲时,母亲才长长地呼出最后一口气。那个场景,我刻骨铭心。母亲短暂的一生,温暖的是别人,亏欠的是自己。
父亲有机会也有能力,为自家办事,可他总是一心为公,不徇私情。大姐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一位堂姐当面质问父亲,为什么招工的时候不为她说话?我小时候总是穿着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心里有些自卑,不敢与人亲近,养成一种内向的性格。大哥成家时,只能把那位孤寡老人留下的房子当作婚房。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临行前,父亲对我说:“人一辈子不要有过多的欲望,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了。”因为思念亲人,眷恋故土,三年后我申请回家乡,被调入邻县通山,并从教师转岗成为行政人员。一天下午,父亲来看我,手里捧着一只土钵,打开一看,里面盛满了烧好的红烧肉。那时母亲已经过世,父亲一个人在乡下生活。印象中,父亲从不进厨房,那一钵红烧肉里,饱含着多少硬汉柔情。我陪着父亲在县城散步,突遇停电,父亲买了一只手电筒。晚上在我的单身宿舍里,父亲与我彻夜长谈,谈老实做人,谈勤勉工作,谈遵纪守法。告别的时候,父亲留下了那只手电筒,让我能常常照一照脚下的路。
生活越来越好:大姐嫁到最近的自然湾,方便照顾娘家人;大哥大嫂在小城经商,小有积蓄;二哥三哥都已成家立业;我有工资,自食其力;弟弟也即将参加工作。在正该享受的时候,父亲却突发脑出血,离开了我们。两节电池的手电筒,成了父亲留给我的遗产。
如今,大哥大嫂继承了父母的传统,扶助乡邻,热心公益;弟弟在一家国有银行里做审计专员,专门负责提醒纠错;我也成为一名基层干部。有一次,我上台演讲《共有一个家》,激起共鸣。工作上我不敢懈怠,带领团队两次获得省里的奖励;个人两次获得省直部门表彰,多次获得市县表彰。
每当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都会拿出父亲留下的手电筒,想起父亲说的话,忆起父亲点燃的煤油灯,就像茫茫大海中,发现了航标灯,瞬间就有了抉择。
人生漫漫,与“灯”相伴。灯,让黑夜变得光明,让孤寂充满温暖,让旅途找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