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保昌

近年来人们喜欢从地方路径、文学地理学、地方志书写、区域文化、地域文化等角度来谈论文学创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位于八百里洞庭湖南北的两湖地域，有崇山峻岭、大江长河、平原沃野、静流深泽，地形复杂，地貌多样，物产丰富，四季分明，塑造了两湖文学雄奇秀丽、玄思妙想的独特品格。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屈原辞赋之所以能够独步古今、“洞鉴风骚之情”，得益于两湖地域的“江山之助”。从地域文化角度观察两湖现代文学，我们会发现一些与既有文学史描述不太一样的创作现象和审美表现，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殊异，同一个观察对象或者被局部放大，或者被无意遮蔽，由此产生的观感自然也就迥异其趣。

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是现代中国文学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世界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将地域色彩认定为文学创作独具的特征，因为地域文化是文学差异性的重要保证，而只有差异性才能吸引读者；他认为文本中乏味的雷同往往会导致文学的消亡。鲁迅对“乡土文学”的“侨寓文学”的性质定位，周作人对“风土与住民”关系的考证及对“土气息、泥滋味”的富含地方色彩的文艺创作的强调，茅盾对“地方色彩”“地方个性”的理论申发等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地域文化书写重要性的经典论述。

对于处在历史长河下游的两湖现代文学来说，地域文化传统的精神承传总是具有复合、叠加的杂糅特征，以屈原为代表的心忧天下的精英文化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适己生存的世俗文化的“二分”只是一种“效果历史”（伽达默尔语）式的简化的理性认知，具体到文学创作来说则要复杂丰富得多。

从地域文化传统角度观照两湖现代文学，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两湖现代作家浓郁的忧国忧民的经邦济世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国天下的“大写”之中往往交融强烈的屈原式的孤独个体性感受和愤懑激情，这是两湖现代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书写的“异彩”与特色。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方向由庄子转向屈原并最终付诸实际行动“仆倒”街头，胡风以“三十万言书”发出文学现代性建构的杜鹃啼血式的绝唱，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零距离关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莫应丰的《将军吟》是在特殊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写出的批判、反思力作，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愤怒批判极左路线的错误，古华的《芙蓉镇》反思魑魅横行的荒唐岁月，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特殊时期以手抄本形式得到广泛传播为知识分子的不公正命运摇旗呐喊伸张正义，熊召政的《张居正》通过塑造明代中兴名臣的形象呼唤现实改革，唐浩明的《曾国藩》呼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刘醒龙的《凤凰琴》《村支书》《分享艰难》直面改革进程中的乡村教育、经济发展、道德沦丧等现实问题，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持续张扬理想主义的热血和担当，何存中的《太阳最红》《姐儿门前一棵槐》书写大别山血火交织的革命斗争岁月中黄冈人刚烈剽悍的民魂，李修文的《十送红军》对十个红军战士作近距离的特写，触摸到他们滚烫而赤诚的灵魂，这些都可以视为两湖现代作家的现实关切，田中阳将此类书写归纳为“政治——文学”或者“文学——政治”的创作心理定势，是有道理的。

与此平行的另外一条思想脉络是以老庄为起源的道家文化以及后来兼容老庄的佛禅文化，在两湖现代文学写作中也有不同凡俗的表现。庄禅文化追求自然人生形态的实现，注重生存，重视生命，强调此在，执着此岸，世俗气息浓郁，反对为了空悬之义而牺牲自我，充分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个体生存的意义，眷怀留恋这个喧嚣闹腾的烟火人间，也能够在远离尘嚣的清幽世界里寻找到平凡生活的美学意义。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不仅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世界，而且是一个与城市“阉寺”文明相对立的意义世界，这一个雄强自足的世界代表了自然健朗的人性和坦荡炽烈的世情，这曲不乏乌托邦色彩的田园牧歌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影响了众多作家尤其是两湖现代作家的创作，别成谱系。废名笔下的黄梅世界，庄禅风味浓烈，不乏隐逸色彩，从莫须有先生的肆意评论中，亦可见出作家浓郁的“现实政治关怀”，只不过出之于田园“野人”之口，更能代表真实而普泛的民意。为了保全自然真实的人性，实现自适快乐地生存，免受人世间不良权势和道德法律伦理的各种伤害，道家、佛禅文化主张退避、隐逸，舍弃了庙堂，也就保全了身处江湖的个体性自由——虽然人无所不在枷锁之中，现代人的自由总是一种相对的、奢侈的存在。现代两湖地域的民族作家、寻根作家们将废名、沈从文的创作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影响所及，在池莉、何顿、何立伟、彭建新、刘诗伟、姜燕鸣等人的都市书写中，也对此岸的烟火人间给予了欣赏性的充分肯定。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新型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作家们好像更愿意追忆似水流年，挽留过往岁月，故乡是最早产生回忆的地方，地域性特征尤其明显，两湖作家任蒙、谢伦、王开林、王芸、徐志频、蔡家园、舒飞廉等创作了一批以文字挽留时间的长篇散文，饱含着浓郁的乡愁；李修文的《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聚焦底层民众，讴歌贩夫走卒浩荡澎湃的血性道义，为凡俗人生竖起一块纪念碑。

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为读者提供了面貌各异的地域风景、风俗和风情画面，增强了文学的地域色彩的丰富性，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审美体验，其中，楚地巫骚文化的书写与借鉴，不仅是一种审美意义的呈现，而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已经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地域文化书写需要作家的慧眼发现。楚地的巫性思维及其文学表达，一直是一道为人瞩目的文学风景线。两湖地域巫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虽然经过现代科学文明的冲刷，理性主义节节胜利，巫文化大为衰歇，但其影响仍然遍及于当下，尤其在民间社会中广泛存在。在沈从文、周立波、池莉、韩少功、陈应松、孙健忠、蔡测海、肖建国、残雪、田耳、马笑泉、于怀岸、叶梦等两湖现代作家笔下，民间巫文化的传统信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达。被重新发现的还有楚骚传统，长期以来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为典籍存在被代代传承，激荡着无数志士仁人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怀，与那些报国无门身世飘零的人生失意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楚辞惊才绝艳的表达、天风海雨的想象仍然在两湖现代作家笔下薪火相传。

面对同样的地域文化传统资源，不同的创作主体往往会有不同的借鉴与表达方式，艺术水准的高低也往往由此呈现。两湖现代作家在地域文化书写方面，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形态，或者可以称为三种不同的书写境界。第一种是比较浅层次的机械拼贴式写作。即在文本中根据情节的需要，描写地域风情风俗，山歌俚曲，民间传说，方言歇后语等，这些拼贴的材料往往来源于历史典籍、地方志、采风录、民歌搜集本、方言整理记录等，创作主体与描写对象之间并没有情感的交流、经验的体贴，艺术效果因此显得空洞、无力。地域文化书写对于此类写作来说，不仅无法为创作增添光彩，反而成为叙事或者情节上的累赘，可称为一种失败的地域文化书写的操作方式。第二种以创作主体高扬的浪漫主义精神穿透地域文化书写对象，自由出入于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资源之间，取我所需为我所用，主体性意识十分强烈，在表现形式上与楚地巫骚文化传统十分贴近，往往会予人耳目一新之感，取得撼人心魄之效。其缺失则在于损伤了地域文化面貌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性，这种“六经注我”式的较为“主观”“任性”的地域文化书写方式显然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第三种以地域文化的现实形态作为根据，在精神层面沟通古今中西文化的迁衍流变，不变形，不夸张，不拼贴，文本内在地灌注地域文化的传统精神，聚焦“现实的”“开放的”“进行时态”中的地域文化，修辞立其诚，以不露声色的文字呈现臻于地域文化书写的化境，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魅力，此类创作足以代表两湖现代文学中地域文化书写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