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树东
无论是当前中国文学中，还是当前世界文学中，生态文学均呈强势崛起之态势，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在宏大的生态场域里重新理解人文主义的精神传统，自觉反思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再次重返大自然，展开对大自然富有生态气息的艺术想象，并致力探寻现代人情感困扰和精神困境的自然疗愈之可能性。新世纪以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库切、耶利内克、多丽丝·莱辛、克莱齐奥、莫言、托卡尔丘克等作家都非常关注动物权利、生态危机、环境正义等生态主题；至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里·斯奈德、安妮·普鲁、芭芭拉·金索沃、理查德·鲍尔斯、高希等重要作家更是乐此不疲，对生态的书写持续而深刻；其中气候变化小说蔚然成风，更遑论自然写作赓续传统，推陈出新，佳作不断。至于中国生态文学更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步履发展得繁花似锦，热闹异常，徐刚、韩少功、陈应松、阿来、迟子建、张炜、杨志军、刘亮程、老藤、王怀宇、于坚、雷平阳、胡冬林、李青松、任林举、古岳、傅菲、沈念、肖辉跃、李娟等作家均萌生了自觉的生态意识，持续地书写生态主题，创作出体裁多样、风格各异、境界阔大的生态文学作品。那么，这股世界文学范围内的生态文学浪潮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值得我们再次思考。
首先必须再次明确的是地方性和全球性生态危机。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曾指出地球上第一波物种灭绝浪潮是因为人类采集者的扩张，第二波是因为农民的扩张，第三波是由工业活动造成的，因此他把人类视为地球上最致命的物种。但是相对于前两次物种灭绝，当今由于工业活动造成的地方性和全球性生态危机影响更为深远，力度更为空前。全球气温升高、气候异常、森林滥伐、物种灭绝、海洋酸化、土地退化、瘟疫横行、垃圾泛滥、核污染、环境激素过高等问题的凸显，都意味着21世纪之后人类生存面临最致命的考验，就是生态危机的考验。这种严峻的生态危机逼迫作家必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从更为宏大的生态视野来反映现实、思考危机的解决之道。民族文学志在鼓舞本民族的精神与斗志，女性主义文学志在呼唤女性的自由与解放，人文主义指导的文学则追求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但是生态文学要超越所有这些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真正引领人们反思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引领人们超越自我、民族、国家、性别、阶级、地域等人类自设的藩篱，深入地感受自然万物在“人类世”的哀伤与疼痛。日本学者山里胜己在《自然和文学的对话》的序言中曾说：“人类拥有抒发自我的声音与文字。但是谁来传达自然环境的声音呢？谁来又如何描述与大自然神秘力量和美产生共鸣的人类的精神？谁来传达树木倒地、田地污染时的叫喊以及地球的呐喊？从文学上来讲，这是诗人、小说家、自然作家的职责。”的确，生态文学要传达自然万物在人类压榨之下的呻吟和地球的呐喊，同时也要传达那些因生态危机而深陷生存危机之中的人类弱者的悲泣与嚎叫，更要深度探寻这种种危机的致命根源和克服之道。
雷平阳曾有一首小诗《小山》里写铁路穿越一座小山的震撼场景。“铁路笔直地修了过来/将小山的心脏/用洞劈成了两瓣/多小的一座山呀/ 只比隧洞大一点点 /多小的山呀/ 挖掘机在胸膛里挖掘时/它浑身抖作一团/多小的山呀/它被串在铁轨上/火车轰轰烈烈驶过/它根本受不了两根 /庞大异物的同时贯穿。”把一座小山比喻为一个小心脏，绝非诗人多愁善感、痴人说梦，而是万物有灵论者的自然联想，它要唤醒的乃是众人对自然万物的亲近、怜惜和同情。铁路、火车直穿小山，展示的是现代文明战天斗地的傲慢姿态；而小山浑身抖作一团，呈现了自然生命的弱小和悲苦。生态诗人坚定地站在小山一边，站在作为弱者的大自然一边，与弱者一同颤栗与呐喊。这就是生态文学的朴素立场。
其次，必须明确的是对当前日趋蔓延的工业化、都市化、消费主义、数字化生活的批判和逃离。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都市中，城市人口比率日益升高，日本、韩国等国的城市人口比率甚至已经超过了90%，美国超过了80%，中国超过了66%，而全球平均超过了50%。人类一百多万年来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大自然、乡村之中的，人类的基因里都深深地烙印了对大自然的依恋与皈依之情，短短的两百年来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大自然，脱离乡村，寄居于远离大自然、四季不分的城市里。这无疑会造成绝大部分人的精神苦闷、空虚无聊、孤独荒诞乃至悬浮无根的生存状况。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普及，数字化、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大行其道，人们更容易陷入信息超载、物质淹没的陷阱中，汩没灵性，苟延残喘。因此，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开始，生态文学便执著地抗拒这种工业化、都市化的生活，试图引领人们重返大自然，重返特定的地方，从大自然那里寻找疗愈文化病的良药。“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古人这类关于大自然的妙语，表达的都是以自然之美滋养人生的渴望。
张二棍在诗歌《无法表达》中曾写道：“我爱上这荒芜之地——/松果静静腐烂，离开枝头/山猪已老，默然返回洞穴/燕雀们顶着鸿鹄，再高处是蓝天/蘑菇踩住落叶的肋骨/落叶埋好小虫的甲壳/——我爱上，它们的各安天命/晚风中，蚂蚁的队伍班师回家/最后两只，轰隆隆关上城门。那一瞬/我仿佛被诸侯拒绝的孔子，有轻微的疲惫/和巨大的安详。让我再坐一会儿/爱上一千棵花草，一千棵树木，一千只萤火虫/在夜空浩大的秩序下，让我像湖水中/沉浸的陨石，做一个被万物教化的人/与这三千兄弟一起，扳着指头，数/——白露，秋风，霜……/此时天光璀璨，涌来。/宛如刚刚懂得炫耀的雏豹，把喜悦/纷纷，摁进颤抖的肩膀，而我/却无法表达”。大自然中，万物各安天命，人只能爱自然万物，只能去感受自然万物的安详，只能谦虚地接受自然万物的教化，让人摆脱自我的限制，摆脱物种的限制，融入到自然万物的生命之流中，从而体验到自我被超越，个体生命被整体生命救渡的生态之喜悦。这就是生态境界的高峰体验，这是与道同体、天人合一的现代表述。
因而，生态文学其实还关涉到现代人的终极救赎问题。从历史上看，人类始终只能在大自然中领悟终极真理，而不可能在喧哗与骚动的市场、庙堂中，甚至也不可能在或温馨或嘈杂的家庭中。老子要观的道是“法自然”的道，庄子领悟到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孔子最快乐的时候，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王阳明则领悟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这种在大自然中寻找人生终极救赎的文化在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歌中延续了下来，例如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许多作品。
到了当代生态文学这里，作家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试图从中寻找迷失于人性困境、文化困境中的现代人的终极救赎。诗人于坚曾在《棕皮手记·1997—1998》中写道：“‘诗意的栖居’正是古老中国的存在方式。中国世界与大地的关系是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不是寄托在上帝那里，而是寄托在大地上。”和诗人于坚一样，诗人李少君曾说：“对于我来说，自然是庙堂，大地是道场，山水是导师，而诗歌就是宗教。”这其实不仅是于坚、李少君这样的诗人的立场，同时也是其他生态文学作家的基本立场。他们普遍把大自然视为神圣的殿堂，在大自然中寻找着终极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生态作家主动退隐于大自然的根本原因，例如陈应松之于湖北神农架，韩少功之于湖南汨罗八景峒，迟子建之于黑龙江大兴安岭，张炜之于山东胶东半岛，阿来之于川西高原，于坚、雷平阳之于云南高原，胡冬林之于长白山等。这些生态作家才写出了当代文学中最具有生态特质的自然风景和最明媚的灵魂景观。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长久以来，人类始终被部落、民族、国家、性别、阶级等文化藩篱限制住了，如今全人类共同面临着生态危机的挑战，人类能否超越自设的文化藩篱，共同应对“地球号宇宙飞船”的生存危机呢？能否真正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呢？这是人类世界拷问全人类的终极问题，也是对生态文学的终极拷问。
武汉大学汉语写作研究中心学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