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世勤

文学界一直在做着繁荣文学的努力，从各级作协到各家刊物，都在阻止文学向小众化趋势的滑落。但自打文学写作的大门被鼠标一键踢开，无限的网络空间迅即涌入无数的写作者，过去的文学景观很快被啃噬得七零八落；瞬间冒出来的自媒体，撒豆成兵，见风就长，潮落潮涌，自我发表，自家收成，竟是自娱自乐的嘉年华。曾经的作家光环，被现下文学生活的泥沙一遍遍冲刷，暗淡了光彩；作家头衔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稀罕或紧缺，只要愿意，几乎人人可以戴上这顶帽子，甚至随便冠以“著名”的称号。从社会层面看，由于“作家”普遍化，文学已经进入作家与卓越作品不需要划等号的时代；放眼文坛，作家名头大于作品分量的现象已然不可回避地大面积存在。

其实，文学的真正繁荣，可能与作家的多少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可能的情况反倒是，作家越大众，文学越小众，貌似不成比例，实际正是比例。因为写作不是力气活，不能图人多势众，以群殴胜出；设若场上人仰马翻，嘈声杂乱，只怕坏了生态，失了墒情，糟蹋了土地，败了名声。如果人人都当作家，文学能圈住的地盘反而很小，貌似不合逻辑，实际正是逻辑。

文学的真正繁荣，与作品的多少也应该没有直接联系。遍地是作品，往往良莠不齐，出现平庸之作的概率更大。尤其在大众阅读面临多种选择的当下，大量作品缺乏品质，读者不买账，如此一篇一篇下来，一部一部下来，回头客只会减少，不会增多；而作品过剩，文坛虚胖，文学现场只会冷清，不会热闹。深入观察一个作家的个人粉丝量的由来与动态，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本来致力于沙里淘金的评论家是一股清流，在文学的潮涨潮落间，可以大有作为，但随着评论的变异与泛滥，随着读者信任的坍塌，评论也很难发挥裁判和指引的作用。因为人们领教了太多的指鹿为马或指羊为狼，厌烦了各种虚张声势与黑哨。在当下文学现场，缺的是理想作家、理想作品、理想评论与理想读者，貌似一堆问题，实际如一桌麻将——不是三缺一，而是一缺三或四个都缺。

文学的真正繁荣，或许与出版社和文学期刊的多少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如若只出优质的文学图书，或许全国有一个出版社就能保证输出；如若只发优质的作品，那么全国有10家文学期刊就能足以承载。当然，这种极端说法只是为了突出一种表达与说事，而实际是复杂的，并不可取。事实是，每一个出版社都在为淘到一部优质图书而绞尽脑汁，每一家文学期刊都在为得到一个优质作品而望眼欲穿；主编们一直在为重磅作品抓耳挠腮，普通编辑只要发现一部好作品，就会击节叫好，瞬间身心通透。而另一方面，投稿者之多犹如河水漫过大堤，有时恨不得举起出书难的横幅和喊出发表难的呼声；可是，就普遍情况来看，出书难与发表难是个伪命题——因为只有真正的优质作品才值得出版或发表。此间，“怎么写怎么好”，似乎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名家福利，因为名家自带市场和流量，这个不好说，也怨不得；而“怎么好怎么写”，肯定是芸芸写作者艰难跋涉中的方向，别无他途，这个躲不开，也慌不来。

文学甘当小众——而整体聚合各种各样的小众，才是正理。与其过度在意那些对圈子化、圈子大小、圈子内外的指责或诟病，不如举起文学灵性人的旗帜，强调作家自身的文学修行、思想修炼、人格修养以及独特的艺术敏锐与艺术创造，摁住种种急功近利的脱离文学的躁动。文学有文学的生成规律，屈原并非为当一名诗人而“天问”，李白并非为发表而“将进酒”，曹雪芹并非为获奖而著《红楼梦》，蒲松龄并非为拿稿费而写《聊斋》。文学创作通常和必须是有话憋着要说，有蛋憋着要下，不说不快，不下不畅，往往是被逼到一定份上的产物。而且，话还必须是别人没说过的，蛋还必须是别人没下过的。是所谓，去功名，去利禄，去实用，我手写我心，我心装天下。

文学创作可算作一个行当，但不能把作家当成一个职业，也许业余写作才更容易出好作品，也许业余作家才更像作家。所有优秀作家大多具有先天性、野生性的特点，仅以最近火热的李娟现象为例，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作家应生活在生活中，与生活一起见证，一同成长，而不是把身心放到高处，优哉游哉，偶尔反过头来走走深入生活的过场。但凡蜻蜓点水式、走马观花式、浮光掠影式、临时短期式、小本本采访记录式的深入生活，都决定了不会直接产生重大作品；唯有长期居住式、摸爬滚打式、感同身受式，才有可能。对作家的成长，更多需要的是发现，是呵护，是给予写作自由，而不是去圈养，去提拔。所谓培养，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属于术的那一部分，而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一部分，一般是他者“培养”不来的。现在，大学创意写作成为了中文二级学科，除了祝贺，但还有更多更大的探索空间。在声乐界，当学院派歌唱一统天下时，音乐人总是大声疾呼和努力挖掘原生态唱法。

写作技巧固然是个问题，但说起来，技巧从来是圈内人的事，圈外的阅读者对此少有关心。圈外更关心的是附着在文学作品之上的“泛文学”所“泛”出来的那一部分，如果哪个作家所写的，正好命中当下多数人的情绪出口，那么就很可能成为爆款，但这个并不一定代表该作品的成色就有多么足、文学理念就有多么新。从这个角度说，是否能产生轰动效应，常常并非创作本意，不在文学本体论的范围之内，更不是评判一部作品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文学的正确姿势，就单个作品而言也许就是小众，向内，冷峻，孤傲，边缘，成为思想的高地，只做镜子，只做影子，只做引子，成为探路者，举火者，提炼者，然后培育越来越多的“理想读者”，实现精神外溢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文学越想“跨圈”“出圈”“破圈”，越应当坚持文学性之优势，坚守文学之正道。

笔者在多地与文友交流时，喜欢分享警示创作的四句话：打通天地，身心自由，不设边界，保持创新。在创作中，作家应有打通社会天地的能力，应有来自身心自由的智慧，应有不设认知边界的追求，应有努力探索创新的热情。作品有了诗性，有了野性，有了神性，一定跟开了光一样美妙。至于在具体实战中，是做到了还是没做到，是写出了好作品还是没写出好作品，可能是另一回事，但一直绷着这根弦和根本没有这根弦，最终的结果大不一样。

当下，文章的长风当刹。不是说所有长文都不好，而是能节省则节省，该节省则节省。节省自己的精力，节省别人的时间，舒松大众的心理。在生活碎片化的时代，在信息多元的冲击中，大众的阅读常常会被一部长文所吓倒。对圈子外的人来说，大家宁愿去看《三体》的电视剧和电影，而不愿去看原著；即使是圈内人，明知道普鲁斯特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值得一读，但真正认真读完的人也不会太多。我们的老祖宗能简则简，能短则短，不完全是受了简片、印刷的限制，而是表达与传播的需要。小的篇幅同样能说明大道理，解决大问题。一本书的厚与薄，并非取决于字数的多少，书之厚是读者读出来的，书之薄则是读者看到了裸泳之薄。以报告文学为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批报告文学，都不长，但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用今天的眼光看，仍然是精品，甚至是经典。诗作更是如此，再长的好诗、好句子也就那么几个。

还是赶紧去深掘生活之井吧！写作者大约已分成三拨：一拨往历史故纸堆里钻，一拨往火热现实生活里扎，一拨往未卜的未来时光里追。哪里都有水，去哪里打井都不是问题，都没什么错。相对来说，历史有定论，未来多可期，唯现实最具体，最复杂，最鲜活，最沉重，也最为障人耳目。生活洪流急，作家们跑掉裤子也不一定能追得上变化，理得出头绪。好在，生活不是靠复写写出来的，而是靠感悟悟出来的。从文学的有用层面讲，现实题材最需要写也最不好写，所肩负的期待却是最大的，因此最需要作家展示智慧与才华；由是，应当更多地鼓励作家去坚守，也应当允许一部分人努力调适。观察生活时，生活在低处，作家的眼界在高处；书写生活时，生活在高处，作家的态度在低处；作品进入市场后，读者在高处，作家在低处。生活的深义不是外来的东西，外在的或圈子内的陈旧观念都不是理由，作家只有突破自我捆绑，才更见勇毅并更有收获。

至于现下的大众阅读，读者是什么都爱看的，但实际上大多什么都看不进眼里和心里。没有哪种独家力量可以左右得了大众的阅读。大众阅读也并非全部精神生活的体现，更多只是日常生活的表浅投射；大众阅读的口味无论高低，都不必诟病，也无权干涉。文学要热络，唯有靠作家的才情，靠作品的力量，去实现与大众阅读的恰当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