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培源 朱沛杰

《猛虎下山》是李修文最新长篇小说，首发于《花城》杂志2024年第1期，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4月出版。

小说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内地镇虎山下的一家钢厂效益不佳，被沿海企业集团收购，新厂长与一纸裁员方案空降而至。“下岗”信息犹如猛虎，厂里一时间人心惶惶。蹊跷的是，几十年不再有老虎出没的镇虎山上此时突然出现“猛虎”踪迹，恐慌拖住了下岗进程。为保安全与生产，厂长下令先打虎，后裁员——而勇于上山打虎者，不再下岗。于是，按方案属于首批下岗人员的炉前工刘丰收，在老婆林小莉的撺掇和死对头张红旗的刺激之下，报名参加打虎队。上山后，刘丰收恐惧万分，借酒壮胆，大醉一场，竟一夜白头。为了证明山上确实有虎和自己发现了虎，他急中生智，醋泡白发，作为吊睛白额虎的胡须，送到厂长面前。刘丰收因此成为打虎队队长，带着十人打虎队驻山打虎。然而，在这支打虎队中，人性因境遇发酵，人人心生鬼胎，还未与猛虎照面，打虎的人们明明暗暗地交锋起来，以至于争论、争吵、分裂、死伤，一出“追虎”“躲虎”“扮虎”“成虎”的荒诞戏码接续上演……一则关于权力、人性与命运的寓言盛大登场。

《猛虎下山》语言节奏急如鼓点，人物行动迅如惊雷，故事情节波涛起伏，感染力极强，读之既有紧张屏息之感，又能领悟世事人心，看似在写猛虎与打虎，背后却透着一个大写的“人”。这正是小说的策略，它以一个巨大的寓言式结构，呈现的是下岗浪潮来临之际，一群人的失意、无奈与悲剧命运，透出的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呈现的是对弱势群体的“看见”与反思。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李修文是如何在小说中如此深入关切和介入的呢？可从叙述视角的选择、寓言式结构的建立、“重复”的表现与打破这三个方面略窥一二。

叙述视角的选择

近些年，对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的文学书写中最受关注的是“新东北作家群”，尤以其中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其小说的特点是以“子一代”的视角回望父辈的下岗历史，书写“父一代”在当年的下岗潮之中的困顿、无奈与工人群体的乡愁。作品语言密度极大，既有刀锋般的凛冽，又有东北人天然的幽默，叙事与人物形象都有鲜明的特色与韵味，是一批受到市场欢迎和学界认可的佳作。

与之对照，李修文的《猛虎下山》虽然也是聚焦工人下岗题材，却全然异于“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从书名看，“猛虎下山”四个字极具动势，一头猛虎从山上狂奔而来，一种强大的画面感、压迫感立刻显现。在工人的世界之中，下岗也是如此，或者更甚。以“在场感”为依托，小说将惯常的下岗故事中“子一代”的视角搁置起来，而将叙述声音还给“父一代”。“父一代”被下岗的浪潮所裹挟，与“猛虎”进行贴身肉搏。他们义无反顾地直面现实，其奋起抗争、最后光荣落败的历史，在“共时性”视角的书写中，得到了“沉浸式”的呈现，对于阅读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对于生活，以“子一代”的视角来讲述，难免会“隔”了一层，多了臆想和距离感，消解了实际生活的质感与情绪。诚然，以在场者视角书写下岗历史非李修文首创，只是，在“子一代”视角的作品受到市场和读者的关注和青睐时，借助丰厚的素材资源，与当事人一道来写下岗，把叙事与发声的权利交还给“那一代”，更具创作难度，而《猛虎下山》以其卓然的艺术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大生活”。

寓言式结构的建立

“猛虎下山”，意指猛虎祸害人间，借喻“权力”和“下岗”给工人们带来的生存压力及其人格异化。在下岗的危机与机遇中，刘丰收异化成猛虎，顺理成章地丰富了小说中“猛虎”的意象。人变成真的猛虎，当然是非现实的、寓言的。“变形”是文学作品常用的一种方式，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隐秘世界，昭示人物性格的变化，发掘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变形”成动物，是赋予人物某种“动物精神”，也造成陌生化与生动化的叙事效果。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这一术语，将其诠释为在做决策时背弃理性思考，用“油然自发的驱策”而做出的动物性的、自然的冲动行为。叙事学学者傅修延将“动物精神”放进文学视域作为参照，指出“动物精神”是激情、野性、血性与本能的精神，并确认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多表现“动物精神”与理性的冲突，如贾宝玉、于连、浮士德等。在“动物精神”与理性的对抗之中，人性的矛盾与复杂昭然若揭。

《猛虎下山》中的“动物性”与“人性”的对抗、缠斗和交织融合，有着重要的主题意含。刘丰收为什么会变成老虎而不是其他呢？我们不妨将刘丰收的“变形”放到动物性与人性的抵抗和角力这一脉络中来考察。老虎是“百兽之王”，是动物中强势的、攻击性的、主宰性的、野性残忍的物种；刘丰收在变成老虎之前，他的内心存在着对象征着权力“红安全帽”的极度恐惧，而在自己变成老虎之后，这种已有的恐惧心理仍旧未消，面对那顶强势的“红安全帽”，凶猛的老虎依然表现出了惧怕和逃避。这是作者描写“变形”的重要意义所在：人性中对权力的恐惧和屈从居然能够压倒猛虎的“动物性”。而在如此强烈的对比之下，“变形”的象征意味也就格外突显——“人虎”的动物性的被压抑和被战胜，反衬权力对“人性”的异化程度之深——若换为其他的动物，则这一反衬的力度会大打折扣。

“重复”的表现与打破

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不少情节的“重复”，最典型的便是山中猛虎与刘丰收所变之虎在命运上的重复。

小说里有一个关键追叙，一九六九年打虎队剿灭三十六只老虎时，一头幼虎被母虎救下，幼虎逃脱生天，在山对面开口说话，请求打虎队放过自己的母亲，但打虎队不为所动，仍对母虎痛下杀手，幼虎立誓要厂区的人偿命，因此多年后重返山中吃人。这个夹杂实事与演绎的猛虎身世的故事，是拟人化的想象表达，为后面的情节“重复”埋下伏笔——刘丰收变成猛虎后，一度被逼入绝境时，请求厂里人放自己一条生路，正如当年幼虎请求打虎队放自己母亲一马那样，而不出意料的是，打虎队的人仍然选择赶尽杀绝。在这里，刘丰收所变之虎与一九六九年逃出猎杀的幼虎在命运上发生了某种质的重复，其他没有被看见、没有名字的一些人则对应了“三十六只被杀的老虎”的命运。遭遇下岗潮的员工，如同老虎那样湮没在时代的尘烟中，这一“重复”具有多重意涵，分别指向人性、社会和时代变迁。当年猎杀猛虎和当时企业裁员都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伴随历史的滚滚车轮，面临下岗的人没有退路，俨然成了被牺牲的一方，但面对时代性遭遇，小说的伦理关怀显然是偏向刘丰收们的。

在书写时代生活的残酷一面时，《猛虎下山》饱含人情味的潜流，借着极富寓言色彩的故事，传达了对下岗群体的关切，寄托了作者的深刻寄望——祈愿时代为弱势群体开辟生路。当“最后一只虎”刘丰收陷入危机之际，小说里再度出现奇迹：多年没有猛虎踪迹的山上，突然传来镇山的虎啸，刘丰收借此冲破了包围圈，重获新生——这使故事陡增戏剧张力，可谓叙事的神迹，而对于“重复”而言，小说煞费苦心经营的“重复”在这一刻被蓄意打破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正是，对时代生活的感知与发现，对下岗一代的同情与期待。漫山遍野的虎叫声，未尝不是叙述者声音的出场——它在关键时刻救下刘丰收，并终结了老虎与人命运的重复。“三十六只猛虎”已经成为历史，那只遗留下来的“幼虎”尚存希望。至此，作品得以在虎啸声中抵达意蕴的新境。

总之，《猛虎下山》在叙事上，以卓然的创造，生动地复活和表现了一段尘封的“历史阵痛期”；以关切的姿态，艺术地召唤并唤醒了时代前行不可或缺的人间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