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林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说，他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非母亲盼望他找到的那条路，那么，母亲希望他走的到底是怎样的路？

这个问题，多年前的我可能也回答不出来，现在的我明白了：母亲希望他走的路不是某种职业或者具体的事件，而是一种生命状态，是一条和正常人一样的，平静的充满希望的通往幸福的人生之路。

史铁生面对的是身体的残缺，而我面对的是原生家庭的残缺。史铁生问过的问题我曾经也问过，比如我为什么要出生，为什么我一出生就和别人不一样。不同的是，史铁生是二十岁突然高位截瘫的，而我七个月零两天就失去了母亲，跟年龄相差四十五岁的父亲相依为命，在枣阳城里漂泊。

其实，小时候的我对母亲没有感觉，如果没有周围人的提醒和同龄人的对比，我不会感觉自己跟别人不同。随着自己渐渐长大，我才慢慢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所幸求学时光忙碌而简单，这份缺失虽然存在却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影响。

真正意识到这份缺憾的深重是在结婚生子以后。一边是幼小的孩子，一边是年迈的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30岁左右，我的同龄人有年轻的父母帮忙带孩子，提供经济资助。而我在应城和枣阳之间辗转奔波，身心俱疲，狼狈不堪。

我陷在忙碌之中，忽略了父亲的付出。就像突围前的史铁生，“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2015年冬天，我刚在苏州领完奖，就接到姑姑的电话，于是马不停蹄地赶回故乡。父亲似乎已命悬一线奄奄一息。我几乎寸步不离地陪着他，每天夜里起来无数次，喂水喂药，或者简单做些流食喂他。有时就坐在旁边陪着他聊天，说我小时候的事，把刚得的奖牌和证书拿给他看，把为他写的文章读给他听。

史铁生说，“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他看着母亲急切寻找自己却决意不喊她。其实女孩也有这样的倔强与羞涩，面对最亲的人，爱总是说不出口。但是现在，失去父亲的恐惧让我顾不上倔强与羞涩，我用普通话读完了《父亲伸手的那一刻》，并且告诉父亲，这篇文章得了三个奖，被多次转载，被视为我的代表作。我一边说一边强忍着泪水，数度哽咽。

父亲静静地听完，然后用普通话说：“孩子，你别哭，爸爸不走，爸爸陪着你。你要好好的。”听父亲说完，我的眼泪汹涌而出，实在忍不住，只好转身轻轻推开房门，又轻轻关上，一个人站在深夜的农家小院里，万籁俱寂，只有痛彻心扉的我和静静卧床的父亲。

这是年近八旬的父亲生平第一次说普通话。我一直以为父亲不会说普通话，其实他会；我一直以为自己的艰辛脆弱都隐藏得很好，其实什么都瞒不过他。那段时间，亲戚朋友们不断地来看他，他仅凭只言片语就能分辨来人是谁，他平静地交代身后事，拜托堂哥堂姐姐夫们全权处理，然后劝大家去忙自己的事，别为他担心。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竭尽全力把苦难挡在外面，尽力为女儿着想，尽量不麻烦别人。

他知道因为家庭特殊，女儿吃了很多苦，他穷尽所有想弥补这份缺失。又一个夜里，我在他耳边说：“爸爸，您放心，我现在已经是当妈的人了，已经可以平静地接受自己的身世，有没有妈妈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您是一位好爸爸，从小到大都是我的骄傲，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说完，我握着他的手，擦去他眼角的两行清泪。

父亲去世后，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反复回忆父亲生命最后的夜晚。父亲希望我好好的，是的，父亲希望我走的路不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是温和而强大的通往幸福的人生之路。

四十余年的时光，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无数道生命里的光，终于将他倔强要强的女儿打磨得从容舒展，活成了他希望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