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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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向内转之路
每一次传播媒介的变迁或革命，都会给小说这门杰出的手艺戴上一层“紧箍咒”，小说曾经津津乐道的一些东西（比如知识呈现、风景描写、夸张的情感故事等）悄悄撤出小说的表达领地，小说在功用（比如消遣娱乐、教育忠告等）上的大量作为和遗产被其他艺术形式或大众文化蚕食与接管。
书籍印刷时代的18、19世纪，是小说的黄金时代。英雄、传奇、探险、浪漫、暴露、批判、启蒙、史诗等各类小说卓然登场，阅读小说是那时的重要日常生活，诞生于那个时代的许多经典作品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叙事文学的经典地位因此确立。托尔斯泰、福楼拜、梅里美等等，星光灿烂。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报纸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飞跃，一张报纸的发行量由几万份飙升到几十万、上百万份，报纸普及意义重大，标志着一个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哲学家本雅明敏锐地感到，一方面，大众的廉价的报纸带来了丰富的信息和经验，另一方面，经验贬值，对小说而言值得讲述的经验在减少。本雅明因此宣告：讲故事这门古老的艺术衰落了。此时，卡夫卡、詹姆斯、福克纳等现代小说大师让故事成为隐喻、象征、哲学、心理秘密的代名词。
20世纪中叶，收音机、电视、电影盛行，世界进入电子传播时代，书籍里的现代小说抵挡不住声音和图像的喧嚣与吸引。评论家乔治·斯坦纳说：“信息像雪崩一样传来，吸引了我们散漫、肤浅的注意力”，“任何经典故事都不敢奢望即时传递的震惊影像强加给我们的影响”。斯坦纳宣称：现代小说家的想象力开始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在小说家与天生编故事的人之间，已经出现了无言的深刻断裂”。萨特、加缪、杜拉斯等不安分的法国小说家在真实的自传与虚构的故事之间寻找新的小说方向，试图弥补这种“断裂”。
时间到了今天，21世纪20年代，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一个信息无限生产、繁殖的狂欢时代，一个由大数据和算法操控将生命转化为数据人的平台时代。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指出：自媒体时代、智能手机时代的叙事危机日益加剧，我们的讲述能力在枯萎。理由是人们被信息和数据统治和裹挟，“讲述失去其原有的力量，失去引力、神秘，甚至魔力”。所谓叙事危机，是指赋予生命意义、支点和方向的讲述的消失，讲述的本质“是将我们安生于存在之中”——这也是小说的本质之一，而讲述与自媒体时代的信息和数据似一对天生的“敌人”，截然对立。此间，信息不承载意义，它强化偶然性经验，导致时间碎片化，而讲述是意义的载体，将随机性转化为必然性，创造时间的连续性。
所以韩炳哲称，人们生活在后叙事时代，虽然商业和消费的“故事化”情形随处可见，但真正的叙事和讲述危机重重，“十到二十年来，文学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出版物如同洪水涌来，但精神是停滞的。”尽管这个时期的小说家野心勃勃，乔纳森·弗兰岑、萨曼·拉什迪、扎迪·史密斯等人大作频出，仍然被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批评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这类小说情节繁复，推进过快，缺乏耐心，注重概念，缺乏有血有肉的人物……从这些缺憾中，我们感觉到，严肃文学似乎与读者渐行渐远，小说的危机在自媒体时代确实“濒临眼下”了。
科技促成媒介变迁，变迁以信息生产、传播的提速增效为目的，其动力来自人类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须臾不离的精神诉求。乔治·斯坦纳说：“在技术变化的背后，存在着形而上的变化。”小说在三个多世纪的媒介演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传统表达领地一步步萎缩，读者一次次失去；第二个变化是，叙事美学由繁复走向轻逸，由包罗万象走向片面深刻，虚构部分在减少；第三个变化是，内容上，向内转向，由强烈的社会性走向个人性，回到“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本雅明语），“小说建立在不可替代的个人身份意义上”（乔治·斯坦纳语），在不可言说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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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能力在枯萎吗
韩炳哲在《叙事的危机》一书中说：“在一个数据和信息高度饱和的世界里，讲述能力枯萎了。”那么小说家的讲述能力在枯萎吗？
如果沉浸在韩炳哲的逻辑与激情里，的确很难不被他说服，因为他说出了数字信息时代的某种真相——信息过剩与艺术讲述“水火难容”。但是，环视现实，分明可以看到，那种富有活力和力量的讲述依然旺盛，只不过作者站在网络聚光灯的背后，存在而不被大众注目，比如英国的黛西·约翰逊、美国的托·皮尔斯，比如中国的韩东、张惠雯、高屿乔等。
或许，信息的充沛必然催生另一种强劲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自媒体时代的信息的确导致经验的贬值，值得讲述的经验在变少，但面对见怪不怪的读者，会促成写作者将写作心思由故事的偶然性向必然性转变，而这种转变亦是写作的本质。基于充沛而真实的信息和材料去虚构，试图得到一个更本质的世界。在这方面，英国90后小说家黛西·约翰逊用她的《沼泽》《姐妹》等作品，阐释了面对充沛信息写出想象力与洞察力兼具的小说的可能。
讲述能力不会枯萎，只是小说的写作观念与写作策略遇到了障碍。
障碍之一：小说的传统价值在动摇。如果小说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交流，一种携带强大认知经验和精神力量的交流，如果这种信息交流被直接的快速传播的视听数字（如短剧、短视频等）和通俗故事所代替，那么，应当思考的是小说的存在意义何在？
障碍之二：小说的现实责任被质疑。如果小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戏剧性的表现和一种思考，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责任，如今这种表现、思考和责任还有多少存在于小说身上？它是否被自媒体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快速的把握所代替？有图有真相的网络信息传播和事实曝光是否承接了小说的某些功用？
障碍之三：小说的虚构力量已式微。当信息和数据提供的感觉认知——假的像真的，真的像假的——真假难辨时，当人们一次次发出“生活比小说精彩”的感叹时，小说虚构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是否还需要小说用虚构的方式去呈现真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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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小说的生存之道
现代小说这艘艺术之船在时间的海洋里乘风破浪四五百年之后来到今天，它作为伟大艺术形式，在为人类增长见识、启迪心灵、鞭策社会进步、度过闲暇时光、认识自己和世界等方面功勋卓著，俨然已成我们的另一双眼、另一只手、另一只脚，另一个大脑。但如今，这艘风尘仆仆、古老沉重的船驶入了一片全新的海域——互联网数字时代，有了搁浅和触礁的风险。因为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认知的习惯，私人沉思的空间被侵蚀——“我们逐渐成为观众，而非听众（读者）”（乔治·斯坦纳语）。对社交平台和短剧短视频的迷恋，导致各种惊悚信息增厚了人们大脑的刺激反应层，人们对文字小说的感觉已然前所未有地减弱和萎缩。
顺应网络时代而诞生的耸人听闻的网络小说、科幻故事、情感廉价的通俗短剧和短视频，已经接管严肃小说的娱乐性、知识性、社会批判性等表达领地；那么，不禁要问：严肃小说还剩下什么呢？它的新领地在哪里呢？如何将这艘功勋卓著、传统深厚的小说之船驶出可能的搁浅触礁之地呢？
关于小说在21世纪的前景和命运，有两次著名的预测。一次是评论家乔治·斯坦纳在1963年提出了新的小说模样：“小说艺术朝内转。它力求用高难度的技巧吸引我们的注意。语言丰富，形式多元。”另一次是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1985年的预测，他在《美国讲稿——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一书中，提出未来小说的几个元素：作品构思明确；形象鲜明；叙事节奏和速度令人舒服；具有轻逸之美。
两人对今天小说的预测有着极大相似之处：强调小说要有强大的阅读吸引力，以“清脆快速的优美声音开始讲故事，我们几乎就不可能走开”（乔治·斯坦纳语）；强调语言的准确美德；强调内容朝内转的深刻与轻逸。
面对小说在自媒体时代“搁浅触礁”的困境，很显然，乔治·斯坦纳和卡尔维诺的预测是有效的。在他们的启示下，我们亦可以试图寻找解困的参考方案。
从内部讲。自媒体时代，小说的首要特质应是强劲的刺激度。今日读者的接受神经已磨炼得如钢板一样硬厚，小说只有增强对读者的刺激度，方可打破读者对小说“读之无感”“读不进去”的刻板印象。刺激度，既可来自故事、人物的陌生化，也可来自对在场经验的描述所产生的冲击力；既可如千斤重力的叙事刺激，也可如锐利针尖刺入神经深处的痛感。其次是深邃的思考力。当小说失去很多领地之后，还有最后一块领地坚如磐石，即对人的存在本质在不可言说处进行言说，也即是对人类智慧的展示。本雅明说，“讲述的艺术行将消亡，因为真理的叙事一面，即智慧，正在死去。”智慧是指叙事性的真理。让小说充满智慧，得力于作者的思考力。小说在这个时代有望成为另一种轻哲学、轻心理学，不是卡夫卡、詹姆斯式的，而是门罗、黛西·约翰逊式的。最后是语言的活力。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语言是大学问，要通达，要有腔调，要气息流畅，要保持永久的活力等。
从外部讲。自媒体时代的小说终端，多是大众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屏幕。电子化、多媒介传播，让习惯滞留于数字平台的人们，随时可以接触到严肃小说的界面，只顺手点开，便可能进入某个别有吸引力、神秘感和魔力的小说的艺术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