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有顺

开栏的话

放眼当代文学现场，聚焦重要文学事实，倡导新锐剀切评论。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携手全国文学界知名专家、学者打造的“极目新文学”栏目，今起亮相。

瞭望当代文学，突出湖北文学。

让我们在“极目新文学”，一起“看见好文学”，为新时代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发声、出力。

文学所要表达的恰恰是精神中不确定的部分，是意外、是神思、是“一时性起”、是执迷不悟、是爱而不得、是死去元知万事空，是那些朦胧、暧昧、模糊、犹疑、两难的感受和情愫。

文学写作的核心是想象力。本质上说，它是语言的虚拟和假定，是语言的乌托邦，是一种无中生有的精神事业，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任何学科的特征之一。

当代文学研究更是要面对现实社会，及时处置不断涌来的新思想、新问题，而不能就事论事、困于书斋，更是要以“‘文学的’方式通向历史、当下、社会、个人”。

近年来，文学研究界有两个现象，或者说两个迷误，一个是将文学理论不断美学化、哲学化，忽略理论对文本解读的有效性，另一个是将文学研究知识化、历史化，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和艺术维度，过于偏重历史讲述和知识考辨。

文学理论毕竟不同于哲学，它理应面对大量活泼、感性且充满艺术奥秘的文学文本，而这些文本中的“自我”也多数不是一个思辨的主体，而是带着作家感情和体悟的艺术化的“自我”，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有灵魂的人。如何处置这些人的情感形式和精神密码，是任何文艺理论都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概念常常是普遍性的概括，但文学形象则是个别的、独一的，所以，很多概念在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时显得并不合身，它貌似在说文学，其实更多的是在自我阐释和自我缠绕。

哲学思辨和文学解读之间的矛盾其来有自。哲学要求演绎和概括，是要寻找普遍的共性，在殊相中求共相，理论的普遍性、概括性越高，就越有价值；文学则相反，文学的生命是建立在它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上面的，作家所创造的形象越是独一无二、无法重复，它的价值就越高，它是在普遍性中求特殊性，越特殊就越有生命力。

文学写作是在表达一种个体真理。文学文本、文学形象的特殊性远大于文学理论的普遍性。从理论的普遍性出发，演绎不出文本的特殊性；理论作为对无数特殊性的一种概括，它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是抽象的，这和文本那种具体的唯一性、特殊性是根本不同的。

这就是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但推动文学发展的永远是创作本身，并不依赖理论建构或观念之争。几乎每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被创造出来，或者每一个伟大形象的诞生，都会涨破原有文学理论的壳，改写“文学”的定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恰恰是要接受写作实践的检验，并不断通过新的写作实践和文本例证来纠偏固有的理论成见。过分执着于概念或定义的理论家，往往会以抽空文学经验为代价，无法有效地进入文学本身，而把定义、概念、方法当作一切；所谓理论的空转，其实就是概念和语言的自我循环，它无法从文学文本出发，然后返回到文学写作的实践之中。

任何对定义和概念抱持固化看法的理论研究都是徒劳的，文学研究的活力，在于“文学”一词是不断被新的写作实践所更新的；文学边界的扩展，来自作家对艺术的探索、对世界的好奇、对人性的勘探、对灵魂的想象。对于一个探索性的作家或者一部创造性的作品而言，原有的“文学”定义肯定是不合身的，由于文学所表现的人和世界都具有不可定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效的文学研究，永远只能从文本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一切关于文学的定义都不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的起点，它只能是研究过程中不断被修正、颠覆和突破的结果，这个结果，还要随时准备被新的文本证据或写作实践所修正和颠覆。理论的苍白，许多时候就是没有为定义、概念和方法留出足够的预期空间。

将文学理论不断美学化、哲学化的潮流，其实是将文学泛化到文化研究之中，希望以此来扩张文学，但这种努力并没有迎来文学的新生。美国的希利斯·米勒甚至不无偏激地说，“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这里的“死亡”，我想不是指文学不复存在了，而是指文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影响社会和历史的作用了。文学已“祛魅”，它在现代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即便把狭义的“文学”泛化成广义的“文学性”，也更多只是理论的自我演绎，“文学”日益空洞化的事实并未由此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将文学研究知识化、历史化，是想通过史料和细节的梳理，以建立起一种微观意义上的文学史观，这同样遇到了困境。有些研究对知识和细节的考辨显然过于仔细了，比如莫言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读到的《百年孤独》和《喧哗与骚动》（其实莫言自己也未必记得准确），当代某个作家在学生时代的油印刊物上发了哪些作品并拔高它的艺术价值，等等，包括很多在时间的淘洗下已经完全沉下去了的、并无多少研究价值的作品，也去重新找出来并大谈填补了什么空白，这些都是可疑的。有学者担心，“文学有日渐沦为史学的婢女的迹象”（吴晓东）。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乔万尼·列维等人提出“微观史学”之后，把研究目光转向历史中特定时空间里的个人以及细小的社会群体，通过历史学的显微镜，分析、放大、重现和传递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见微知著，由特殊到一般，这种对“活生生的生活”的重新定义，对“正常中的异常”的独特挖掘，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历史的方式。所谓庸俗的微观史学，形象地说，就是你也许知道一九三七年上海等地的米粮价格，但你却不知道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细节上不厌其烦，却无整体性的历史认知。把历史研究无限细节化的后果很可能就是放弃历史的整体判断。文学研究毕竟不同于历史研究，不能沿用年鉴学派的研究方式，只讲材料和史实的精确，而不重审美和艺术的感悟。微观史学是不依赖于人类难以控制的力量，如精神信念、情感迷思、性别特征、人口结构等来解释事情的，它更感兴趣的是人类如何行动、如何决定、如何生活，这一点和文学研究是有冲突的。

文学所要表达的恰恰是精神中不确定的部分，是意外、是神思、是“一时性起”、是执迷不悟、是爱而不得、是死去元知万事空，是那些朦胧、暧昧、模糊、犹疑、两难的感受和情愫，它不是找寻人生和世界的答案，而是不断发现生活和人性中的各种可能性，这些都是人类难以控制的力量，而且因为每个个体各不同，文学所书写的世界才千姿百态。微观史学并不能有效解读这个文学世界。

正是在这个背景里，我觉得有必要重申文学写作的核心是想象力。本质上说，它是语言的虚拟和假定，是语言的乌托邦，是一种无中生有的精神事业，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任何学科的特征之一。离开了想象力这一核心动力，文学就失去了灵魂。文学研究经常被称之为生命的学问，就在于它面对的是活泼泼的生命，是那些无法被完全量化和规训的情感和精神，任何想通过确定的考证和特定的理论来解析文学所有秘密的研究，都可能是徒劳的，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你可以解剖一只青蛙，但是你却没法使它跳跃；不幸得很，还存在着一种叫做生命的东西。”

科幻小说家克拉克有一句名言说，想象力是人类塑造未来最有力的工具。刘慈欣在一次演讲中也说，当人工智能在未来拥有超过人类的智力时，想象力也许是我们对于它们所拥有的唯一优势。因此，捍卫文学的荣光，就是捍卫想象力之于人类的独特意义，它表明，世界除了所看见的现实的一面，还有各种可能的面相，尤其还有神秘和不可思议的一面。有时文学所创造的现实，比生活中上演的现实还更真实，原因正在于此。

要理解这种文学创造力，光有材料和理论是不够的，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通过感悟和想象来敞开、解析文学这个独特的世界。如何回到文学本身？陈平原的一个观点很有代表性：“最能体现中文系学者的‘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的，是各大学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可最近十年，经由大学内外各种因素的调整，这个学科的从业人员远没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跃。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惜的——这里的可惜，既指向我们自身，也指向整个学界。……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专业研究之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把鲁迅研究、胡适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样精细，不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目标。经典化与战斗性，犹如车之两轮，保证这个学科还能不断往前推进。”陈平原在此强调了现代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并认为假若现实感、批判精神、介入意识丧失，不仅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优势会大打折扣，甚至也会降低这一学科业已形成的思想难度。当代文学研究更是要面对现实社会，及时处置不断涌来的新思想、新问题，而不能就事论事、困于书斋，更是要以“‘文学的’方式通向历史、当下、社会、个人”。这就强调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并阐明了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思想视野里才能辨识出文学作品的当下意义。无论以何种方式切入文学研究，无论借力何种理论，其研究的根本基础都必须是文学作品。

由此，我认为文学研究要警觉以上两种趋向，一是迷信研究的客观化，只重历史和知识史料的考辨，而无力进行心灵的考证——心灵的考证有时比材料的考证难度更大；二是迷信理论的自我演绎，从概念到概念，对文学作品并无贴身的理解，从而使文学研究成了一种理论的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