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翠萍

1992年，热闹的春节氛围余味未尽，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燃烧后的烟火气。正月初九的早晨，二十二岁的我，打点着行装，准备长久地离开家乡洪湖，随兄长到十堰定居。

那天，冬日的暖阳照在我们家的门前，早回的燕子在走廊的屋檐下欢快地呢喃，它们飞进飞出地衔泥为旧巢加固。年过花甲的父亲，患有支气管肺炎，半夜时常咳嗽，身体一直虚弱，他老人家在堂屋里弯着腰，脚底挨地缓慢地行走着。父亲吩咐我把他的沙发搬到走廊上，说想晒晒太阳。我把父亲单人座的沙发搬到走廊上之后，就转身到自己的房间继续收拾我的行李。

我离家的班车只剩下两三个小时就要抵达我们居住的小镇了。我将随兄长从地处鄂西南的家乡乘坐八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达武汉，再从武汉坐一通宵的火车到达地处鄂西北的十堰。行程虽然没有出省，却需要横跨千里之遥的距离。

当我忙完行李再次回到走廊上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坐在沙发上，双手拢在衣袖里，低头看着自己脚下的地面，愁眉不展。我垂手站立一旁，赶忙弯腰问父亲：“您还有什么事要对我嘱咐的？”父亲把手从袖笼里抽出，扬起头来，摸了一把脸，又叹一口气，眉毛上扬，用力地看着我说：“你老大不小的没个着落，是我的心病啊！哥哥能带你到十堰去谋出路，我打心眼里高兴！”父亲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眼睛微闭，我听到他哽咽的语调在颤抖。我知道父亲是舍不得我离开家，为我的归宿而忧心。我强忍着眼泪对父亲说：“您高兴，我就放心了。”其实，我哪能一下子从心理上接受离开故乡、离开父亲的现实呢。好在兄长请求出嫁在附近的三姐带着她的丈夫和孩子，住到我们家里来，以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

那天，即将离家千里的我本能地注视着我的父亲。我看到父亲的棉衣上罩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服外套，外套前襟的下摆上，有许多被烟灰烫烧的大如黄豆、小如芝麻的小洞。在此之前，我为什么没有发现我的父亲竟然穿着这样的外套在过年？我一阵心酸，心里暗自思忖：年底回家，一定要给父亲买一件新外套！我甚至想象着父亲收到我的礼物时那眉开眼笑的样子。这个画面的出现，让我内心的愧疚得到了些许缓解，我的心情也由阴转晴。我听到父亲说，他中山装外套的第四颗扣子掉了。我连忙对父亲说：“您等着，我去找针线，马上给您钉上。”

我的父亲非常爱整洁，虽然继母几年前就去世了，但父亲的抽屉依旧井然有序。这种有物必有位，有位必分类的摆放物品的方法，可能是父亲早年离家参加工作，独自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所养成的良好习惯吧。父亲爱整洁的习惯也影响着我。我很快就从父亲专门装纽扣的小方盒里，找来一粒同样的黑色四眼塑料纽扣，麻利地用黑线给父亲钉上了。我沉浸在年底给父亲送出平生第一件“大礼物”的想象中，低头伏在父亲怀里，直接用牙齿把线头咬断了。谁知，当我抬头站起身时，父亲却以他一贯柔和的责备声提醒我：“娃儿！你怎么能用牙齿去咬线头呢！衣服上有细菌，别把我的病传染给你了！以前，有一位母亲给儿子补被狗咬破的裤子，因为用牙齿咬线头，后来就得了狂犬病啦！”我用力地频频点头，把父亲的教诲记在心里。我好想对他老人家说，我会在年底回家时，给父亲买一件新外套过年。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时这平常的一幕，竟然是我与父亲的诀别！如果我知道，我和我的父亲，再也不能在有生之年相见，我怎么会那样匆忙地离开他！我以为，我还有机会再在他面前做娇娇女，再给他端茶递水，再聆听他讲述那些秦琼卖马、杨志卖刀、姜子牙八十遇文王、甘罗十二为丞相的历史故事……

我和兄长是那年正月初九离开家乡的，我的父亲是那年正月十七去世的。而我最后给父亲钉上的那粒黑色的纽扣，多年来，成为我怀念父亲的一个伤心的提示键：我欠父亲一件外套。

也许上天怕我忘记我在心底对父亲的承诺，本来当了八年工人的我，阴差阳错成为了一位经营服装的个体户，天天与衣服打交道。我将许多的衣服都销售给陌生人，他们有的给自己买，有的给家人买。看着他人轻松地体验着付出爱和接受爱的幸福时，我多么渴望时光倒流，让我有机会为我的父亲买一件新外套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