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柯称

冯天瑜教授逝世后，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哀悼这位受人尊敬的大先生。通过他的同事、后学的追忆，可以回溯先生传奇的一生。

探究中华文化生成机制

冯天瑜热爱历史，是受到父亲冯永轩的影响。冯永轩早年就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从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从小的家庭文化环境，让冯天瑜深受史学熏陶。

1979年，37岁的冯天瑜来到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任教，阴差阳错学生物的他，转向心之所向的历史，并专攻少人问津的文化史。1996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出任中心主任。

冯天瑜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系统论的方法，综合诠释中华文化特质，以剖析中华文化的内在生成机制。他在不断研究和探索中，对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出的“中华元典精神”为学术界肯认与采用，他的著作《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中华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历程，构建了中国文化史整体架构，被誉为“新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一个是自强不息，永远奋力前行；一个是厚德载物，包容万象。”几十年的史海探索后，冯天瑜这样总结他认为的中华文化最重要精义。

还原最真实的辛亥革命史

冯天瑜长期致力于湖北地方史的耕耘。上世纪80年代初，冯天瑜与贺觉非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冯天瑜对于史籍记述分歧、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史事，逐一爬梳，重新考证，提出了诸多有别习惯说法的新结论。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解，探讨了辛亥首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或然性。

冯天瑜曾说，正是自幼生活于首义之城武昌城内，使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有了一种特殊情怀，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

冯天瑜的多名学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他的著述习惯不同于他人，材料搜集、题旨锤炼、结构形成，一般需数年以上，有的准备工作不下10年。

为了研究辛亥革命，冯天瑜与赵师梅、喻育之等辛亥老人有过当面的交流，还与辛亥志士后裔吴欢、吴德立、孙必达、黄伟民、熊辉、吴厚婉等交游，从中获取历史素材，领受历史的现场感。

在1985年首次推出《辛亥武昌首义史》后，他在二十年间又三易其稿，先后出版了三个版本的《辛亥首义史》。

无私捐献家族世纪珍藏

极目新闻记者最近一次深入采访冯天瑜先生是在2018年12月3日。当天，武汉大学为冯天瑜及其兄冯天瑾所捐藏品设立的“冯氏捐藏馆”开馆。

这批捐赠文物及艺术品是冯天瑜父亲冯永轩，以及他的几兄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力90余年收藏整理，主要为书画、信札、货币三大类，包括唐人写经、明人陆治山水、郑板桥诗书画、张大千山水，还有康有为、梁启超条幅，曾国藩、李鸿章信札，也有周韶华、汤文选等当代名家赠画。

为何将冯家两代人90余年的心血尽数捐出？冯天瑜的回答掷地有声：“文物价值不可偏以金钱衡量，其价值在于文化、学术的传承，和美学价值的弘扬。这才是我们文物收藏及文物传播的本质所在。”多年来，多次有人提出高价收购冯氏家藏，均被冯天瑜谢绝。他认为，这些文物取之社会也要奉献社会，“捐赠给武汉大学，可以供更多的社会贤达、广大师生和文物爱好者观览利用，为冯氏两代的努力找到弘扬国学的归属。”

热爱生活的他是个足球迷

“冯先生没有直接给我授课，但我一直视他为自己的导师，不仅是学术上，而且是人生导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说，冯天瑜先生在生活中是一个“充满正能量，能够积极影响他人”的人。

刘礼堂说，冯天瑜先生治学严谨、高风亮骨又睿智幽默豁达，而且他十分关心后辈成长。“我从评副教授到教授，都是冯先生一路帮助和提携，评教授时还有幸得到他亲笔写推荐信。”

刘礼堂说，冯先生抗癌多年，还曾做过多次心脏支架，身体一直不好，但他晚年几乎每天都保持十小时以上的研究工作。他一生最爱读书，有一次刘礼堂和冯先生到京山出差，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七点半，刘礼堂去冯先生房间时，他已经早起读书一个多小时。

刘礼堂介绍，做学问之余，冯老师爱好广泛，喜欢书画、打乒乓球、游泳。在冯天瑜65岁的时候，还曾和刘礼堂一起下到东湖里游泳。

少有人知的是，冯天瑜还是一名资深足球迷。刘礼堂向极目新闻记者展示了冯老生前同他的聊天记录，在2022年卡塔尔足球世界杯期间，冯老多次发信息跟刘礼堂聊比赛。从聊天记录上看，冯天瑜十分乐于在赛前预测比赛结果，他向刘礼堂解释，“我把球赛预测作为一种思维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