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5月25日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他走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逝世

2010年8月28日陶德麟教授在办公室(资料图)

□楚天都市报记者 柯称 通讯员 吴江龙

哲学不是高悬在空中的太阳,一定要扎根大地;哲学家不能脱离人民,一定要关心人的命运。”5月24日下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德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1978年,47岁的陶德麟教授奋力投入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顶风”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陶德麟曾说,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师李达一样,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如果有来生,他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师承李达

继承胆识与锐气

陶德麟祖籍湖北黄冈,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至1953年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时任校长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历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92年至1997年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3年,是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二个年头。读经济而非马哲的青年陶德麟,走进李达的屋里,经过一番长谈,成为这位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的得力助手。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恩师李达的这句话,影响了陶德麟的一生。

昨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吴昕炜回忆,陶老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后辈说起这段话,也曾用这句话教育过自己,让吴昕炜终身难忘。

1955年夏,陶德麟写了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立时引起轩然大波。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篇“大胆”的文章——批判锋芒直指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两位作者皆是苏联的科学院院士。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此举无疑是挑战权威。

这是陶德麟首次在学术界引发关注。此后他一生学术探索硕果累累、成就卓著,先后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笔有雷鸣道不孤”,这是多年老友、哲学家陈先达教授对他的评价。武汉大学在官方讣告中评价陶德麟——充分展现了一位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关注国是民瘼、心系民族兴亡的担当意识、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高度统一的思想境界、“为万世开太平”的理论情怀以及为追求真理而“九死无悔”的探索精神。

历经劫难

投入真理标准大讨论

1956年,25岁的陶德麟登上讲台,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1961年,一项沉甸甸的使命落到了陶德麟肩上——协助李达,编写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65年10月,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然而,突如其来的厄运阻住了前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达遭到残酷批斗,两个多月后含冤去世。陶德麟也在劫难逃,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几次遇险,命悬一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成为阻碍拨乱反正的政治栅栏。1977年,陶先生应邀赴北京参加纪念《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理论讨论会,与理论界的一批同志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文革”的悲剧持续十年之久,主要是由于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实践标准。不彻底摧毁这一哲学基础,恢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原理,实现拨乱反正将寸步难移。

《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率先鸣炮之后,197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陶德麟应邀作了大会专题发言——《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批驳了“两个凡是”,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陶德麟还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在全国作相关学术报告20余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论证。

“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怀疑。老陶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从理论上证明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陶德麟的“老战友”、武大哲学系教授朱传棨感慨。

思想独立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改革开放后,“我们还需要马克思吗?”的论调曾一度出现,陶德麟接连写下十余篇文章,批驳谬误,激浊扬清。

陶德麟说:“黑格尔说过,‘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陶德麟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人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自己“走”出来的。因此,他倾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文革”结束后,陶德麟等人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编纂出版了四卷本《李达文集》,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开启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陶先生善于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阐释深奥道理,他多次尖锐地批评“用汉字写洋文”、艰深晦涩、故弄玄虚的文风是一种病态。他曾说,正因为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才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爱生如子

当校长一天工作14小时

陶德麟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他留给后学的印象。

吴昕炜回忆,7年前他刚进武大时,对学生非常严厉。陶德麟就批评他,老师对学生不能太苛刻,不能一味批评,要想办法多鼓励,一步步来。

陶德麟当校长时,就是出了名的爱学生。家属区停电、年轻教师评职称、学生宿舍漏雨、退休教师要房子……这些繁琐细碎的小事,他都要一管到底,常常一天工作14个小时。

在教学中,他一方面要求学生不要成为老师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学风严谨,言必有据。他批阅论文的意见有时长达上万字,学生论文达不到合格水平,决不允许提交答辩。

“我当年论文修改到第三稿时,先生正住院手术,行动尤其说话很不便。我以为他会放宽些标准,不料,先生躺在病床上,照样认认真真地看,仔仔细细地改,毫不苟简。”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倪勇曾回忆。

2004年,陶德麟被遴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2018年11月光荣退休。

笔耕不辍

一边吸氧一边讨论学术

陶德麟的得意门生之一,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萍告诉记者,陶德麟一生奉献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近两年身体状况不佳,仍笔耕不辍,还出版了两部著作。

何萍教授回忆了去年8月,她和恩师的最后一次面对面交流。“他有慢阻肺的老毛病,在家中要经常吸氧,那次会面他戴着氧气管,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何萍教授说,陶老师讲到我们上世纪50年代就在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那段历史被误解了,他希望学生能接着研究下去,让事实说话。

何萍教授说,疫情期间,陶老也十分关注抗疫的进展,曾打电话跟她说起,自己的外孙女成为抗疫志愿者,全家都为她感到自豪。前阵子,陶老看到武汉疫情好转,还在学院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视频说,“这是武汉的胜利,更是全党、全国的胜利,是我们每个人的胜利。”

“老师真是走得突然。当时那段视频中,老先生还中气十足,显得非常精神。”昨晚,吴昕炜接受采访时连说了几声“遗憾”——去年下半年,他曾约老师拍一段采访视频,但因为老师身体抱恙未能如愿。吴昕炜表示,陶老的后辈会继续他的研究。

部分内容综合自《光明日报》《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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